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仁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教授、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分别就三场报告进行评议。刘仁博士肯定蔡燕梅博士的选题价值，并与之进行商榷。对此选题他提供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即王晫、涨潮等人所编尺牍和周亮工、李渔等所编尺牍存在差异。周亮工、李渔的尺牍编纂焦点是散开的，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状态，而王晫的尺牍编纂是将自己和友朋的尺牍汇集起来，将焦点聚集在自己的身上，由散焦的状态转为聚焦的状态，这是一种变化。他还指出尺牍从一种应用型的文体变为一种展示性的文本，可借此展示个人的品格，且尺牍作为一种应用型文体决定了其中必然会存在琐事，在转变为展示性文本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被改易的现象。杨洪升教授充分肯定韦胤宗博士提出的“批校文化”这一观点，认为这一论点十分新颖。他也对此文中何焯的校勘提出一些质疑：对何焯而言，他确实同时有“批”又有“校”，他的“批”从评点延伸而来，“校”从校勘而来，论文如何界定“批”和“校”的内涵？其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清代流行的批校本，究竟是校本还是批校？以及是否有评点？清代批校本的流传形成一种风气，究竟这种流传的本质是什么？此外，何焯在清代校勘学中具有首开风气的地位，张之洞《书目答问》校勘学第一家即何焯，但清代批校风气的盛行是否为何焯及其弟子所促成，还需商榷。此问题和亚里士多德的“动力论”相关，批校现象的大量出现，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些追问，都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共鸣。李军副研究馆员则对徐世博博士论文中“书局”的定义进行商榷，并指出传统木刻书在近代书业中的位置同样值得关注。此外，他还认为探讨近代上海书业的发展，也应考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文化复兴的影响。
最后，本场主持人张燕婴编审对以上三个报告进行总评，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程章灿教授均对这三场报告的前沿性与学术性给予肯定，并与报告人进行互动。程教授继续呼应韦博士的选题，认为此文中一些概念的提炼，具有较好的启发作用。
二、 “文献文化史”成果展示：《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编写与讨论
徐雁平教授的新作《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是“文献文化史”系列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写书的过程以及他对“文献文化史”的整体思考。
清代的书籍史怎么写？徐雁平认为，西方书籍史更关注宏大叙事，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等社会巨变紧密相联，而中国的书籍史更在于延续性的缓慢的变化之中，需要从“细微”的文献中发掘清代书籍流转中暗藏的一些现象。同时，只有真正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才能写好中国的书籍史。
写作《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基本思路是关注中层与底层，尤其是区域社会，区域社会中的“书群”，提供一个新的观看清代文献的方式，也体现本土特色；同时注重细碎材料的搜集、整合与提炼，结合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日记、藏书题跋等材料，以期有所突破。本书采用专题式写作，力图就一些问题做更深入且有新意的探讨，如书商与书籍的流转、文人日记及读书生活、新学书籍的涌入及影响等等。徐雁平还提出了一些书中未能涉及、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例如清代书价、清代著述总量以及各类著述分布的分析研究、地方文献传统研究等等。
徐雁平教授李军副研究馆员以“岁月沉淀后的清代书籍文化”为题呼应徐教授的这部书。他认为这部书是一个立体式的考察，相较于现在看到的专题性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这部书是一种以点带面的活态的研究。徐教授关注到雅集和图像等问题，并且他对日记的量化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致的东西。徐教授在家谱和女性阅读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可怀想的空间。在对这部书内容的讨论中，李军副研究馆员还认为“读书分年日程”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日程能否系统贯彻仍需继续考量。此外，他提出应注意文献的回流和书籍个案的问题，即清代最通行的书籍、非流通而必须的书籍是否有研究价值？并就书中一些知识性问题提出中肯意见。
刘仁博士借用徐教授书中“一代有一代之文献”之语作为标题。他认为要想书写日常的文献文化史，从书籍产生开始展开线性叙述是没有意义的，放弃整体性与连续性是逻辑的必然。他指出徐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两种避免叙述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与无意义内容的模式：一是把书籍放在事件与学术风气中；二是发掘书籍与文献现象本身的独特性。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即清代几乎所有的文献现象在前代都能找到，其表面上是延续前代的，仔细考查后便会发现，虽表面相似，但其本身却具有特殊性。刘博士还认为清代文献数量的增长反映了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变，徐雁平教授提出的清人的“文献主义”这一说法是具有特殊性的。
宏观思考清代书籍史的写法及论述其与明代书籍史的比较，则有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和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两位教授的发言。杨教授对清代书籍史提出若干思考。他认为若以专题书写清代书籍史，当思考其本质。他认为应特别注意清代文献演进背后的内在动因，着重讨论清代书籍的生产流传及其衍革演进。此外，杨教授认为还应当构想“史”的框架。为此，他提出以官方为主体的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以士人为主体都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以民众为主体的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等三个方面为基础框架书写清代书籍史，或也是有益探索。
俞教授则结合自己撰写的明代书籍史的相关内容，从明清书籍史可能存在的连贯性的角度，回应《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一些构想与思考。俞教授肯定《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提出的关于整体史的设想，这一设想涉及两个“连贯”：一是中国书籍史与世界书籍史的连贯性，二是此书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的连贯性。俞教授主要谈及明代与清代在书籍史研究上的关联。明清人在书籍世界里，既有身份的贯通，亦存在离合。她接着抛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抄本与刻本真正的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明代人发掘的异书有时候被指责为作伪，但背后是否隐藏发掘新文献的热情？明代颁降书在清代呈现怎样特点？明清时期嘉兴与湖州在刻书和书贾势力上为何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明代强势的诸生阶层在清代对书籍世界有何影响？俞教授提出的问题正如她的发言主题“寻找一种可能的连贯性”一样，令人不断思考书籍史的边界和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