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胤宗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吴钦根助理教授带来以“科举用字与龙启瑞《字学举隅》的刊印与流行”为题的报告，侧重在书籍史研究中书籍本身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他由《孽海花》的情节引入，先展开对科举中考《说文》与用《说文》问题的探究，进而关注科考用字规范问题。科考中的《说文》试题，引起了用《说文》中的僻字、篆书替换常用字、楷书的风气。在此风盛行之下，清廷不得不出台相关禁令，《字学举隅》亦由此应运而生。《字学举隅》规范科举用字，刊刻的地区广，体量大，逐渐成为士子应试的必备参考。此书在清末流行，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打压，又与文化变革形成互动。
徐世博博士从自身的研究出发，细谈七点自身对书籍史研究的理解。在他看来，书籍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当以讲故事为方法论，重视人的历史实践，以符合逻辑的叙事参与构建历史，超越传统书籍史的研究范围，甚至弥补既有历史叙述的不足。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尧育飞的报告介绍了《海国图志》在道光朝的阅读与流传情况。报告利用日记、书信等稀见材料，对比公共环境和私人领域对《海国图志》的阅读反应，揭示书籍中介与政治态势在《海国图志》通往道光帝之路上的重要影响。报告意在还原《海国图志》在历史上真实的阅读行为，并通过一本书的命运与阅读反应，观照道光朝的历史现场和政治表达。
学者与书籍天然的密切关系，令诸多与会者谈起书籍史颇有切身感受。徐世博博士就从自身的研究出发，认为讲故事、讲人与书的故事应当是书籍史的核心关怀。在自由讨论环节，这种关于书籍史研究的切己讨论更为热烈。赵益、徐雁平、李军、张燕婴等老师就相关个案如“书画船”、“读书图”等问题都有充满感情的分享。赵益教授提出“以过去为异邦，以过去为现在”这两种看待历史的不同方式，或许决定学者对清代书籍史不同的介入途径与切入方法。此外，数十位会议现场听众也就书籍史研究中的线性与整体性、阅读史的冷与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三、旧题新作：“文献文化史”理念的中国化运用
会议下半场主题接续上半场对书籍史“样态”与“边界”的思考，与会学者对中国文献文化史的选题提出了各自看法。与会学者分别由自身研究兴趣和关注热点出发，为书籍史的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并进一步为文献文化史的发展提供可延展研究的可能及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题。
蔡燕梅博士以“清代全集编纂中的文本改动问题”为主题，她以王晫《霞举堂集》及陈玉璂全集《学文堂集》的版本问题入手，发现在全集的编纂过程中，多次编刻会出现具有较大差异的改动现象，甚至作者本人生前编刻的版本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全集与分集，在提名、构成、收录的作品等方面存在人为改动的现象。因此，蔡燕梅博士提出，如何处理多版本的全集甚至是作者本人编纂的多个版本？这应当成为文献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文龙的报告则以桐城派为主体，展现了一个文化群体的发展并形成自身特点的动态过程。从读书这一阅读行为切入，探讨桐城派“读不读书”与“如何读书”的问题。同时，以桐城派三个时期不同的桐城领袖为坐标，以各自的书单为考察对象，刘文龙条列分析出在桐城文化内部存在接续和新变。他关注的阅读角度是书籍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挖掘出桐城派的动态变化过程与桐城精神，也可作为在文化史研究中提供书籍史角度的重要特殊样本。
韦胤宗博士的报告主要介绍了“清代批校本的基本状况与清代的阅读史”。由做阅读史研究的步骤及方法入手，细致地为与会者介绍研究思路。之后的古籍批本概况分析中，他用图表的方式，直观展示由古籍校本显示出的“阅读率”问题。具体介绍古籍中集部的批校本情况之后，韦胤宗博士又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同时给出建议。此外，他认为阅读史是书籍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