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正迎来更多跨学科尝试与多样化研究。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继开设“书籍史与文学史”本科国际前沿课程之后，又于2020年10月10日召开“‘清代书籍史的样态与边界’研讨会”，进一步呼应关于书籍史的话题。这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阶段性展示，解释和回答书籍史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境遇，特别是“样态”与“边界”两个词对会议主题的界定，深化了对书籍史概念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讨论。项目主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致开幕词，来自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单位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会议主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介绍此次研讨会的缘起。南大团队为设计“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框架曾几易其稿，最终舍弃面面俱到的论述结构和传统的线性叙事，确定专题式的呈现结构。目前项目分为总论、专论和研究资料汇编三大部分，预计将出版10卷、约350万字成果，试图通过文献来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真正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而探寻这种力量如何发生作用、具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在回顾近期关于“文献文化史”项目进展的一些具体内容后，徐教授就其所负责的该项目成果第6册《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的预印本向各位学界同仁广泛征求意见，并以此为代表，展现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思路与理念。徐教授指出此项目已接近完结，但这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如何以前期的探索与研究为基础，进行全新、深入的书籍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呼吁响应时代要求，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书籍史”或“中国文献文化史”。
程章灿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近来书籍史及与之相关的话题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一个学术增长点。“文献文化史”的项目，无论是从最初选题的设计者还是最终完成这一选题的团队，都始终将其置于一个宏大的背景和视野之下，最终成果也将呈现出一种较为宏大的模样。此外，程教授认为文献学研究的核心技术应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具体而微”的研究，同时还应该具有较为宏大的视野和关怀。书籍史研究即从样态、关怀、视野等角度，试图为传统的文献学提供一个具有大模样、大视野、大关怀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情报文献学可望得到整合。
程章灿教授致开幕词一、他山之石：海外书籍史理念的实践与应用
源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进入中国之后，引发诸多反响。如何将这种方法植根中国文献传统，须中国学者不断努力。本次研讨会的上午场为清代书籍史“微系列”报告，由国家图书馆张燕婴编审主持，特别邀请具有中国大陆以外求学背景的三位年轻学者就清代语境中的书籍史相关问题进行主题报告。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蔡燕梅在第一场报告《王晫往来尺牍及其诗文著述之交》中，简要勾勒明中期以降尺牍的出版风气。报告以王晫为具体个案，分析尺牍文献的特性，并探讨这类文献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蔡博士认为，以尺牍往来及出版相互标榜、互通声气之风可追溯到明代嘉、万年间，以王穉登、陈继儒等山人最为突出。与之相似的尺牍往还与出版之风仍在清初延续。清初杭州文人王晫继承明末山人遗风，又呈现若干新变。蔡博士认为全集本《霞举堂尺牍定本》与收录友人投赠文字的《兰言集》所收尺牍并非王晫往来尺牍之全部。通过对比分析现存王晫尺牍诸种版本，如王晫早年的尺牍集《尺牍偶存》、时人尺牍总集《尺牍新语》三编以及张潮往来尺牍集等不同形态文集中的对应作品，蔡博士认为尺牍文体对王晫交游关系及其著述刻书活动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互文”视角中同样可得到印证。此外，报告还对美国康奈尔大学孙修暎（Suyoung Son）教授最新出版的著作《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文本权威的制造》（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的关联问题进行了回应。
第二场报告《批校的过录：清人学术关系的构建与学术知识的传播》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博士韦胤宗主讲。报告以清初学者何焯的学术批评实践为中心，对何焯的批校文献进行深入解读，揭示“批校”现象已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要面向。韦博士指出，有清一代，过录古籍中的批校成为十分流行的学术实践，与学术生产有关的不同身份的个体都参与其中。针对何焯的批校遗产，何焯弟子及后世诸多学者、书法家、藏书家、书商等皆投入极大热情进行过录，甚至出于各种原因而伪造其批校。这些不同时空的批校参与者，皆因过录何焯的批校而形成某种联系，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学术数据与学术理念的传播网络。这张学术网络显示过录是清代十分有效的传递信息、知识与思想的途径，学者参与其中，会不自觉受其影响，慢慢形成一种新型的学术文化，此或可称为“批校文化”。
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徐世博带来第三场报告《1872-1905年上海的书业与科举研究》。报告针对科举废除前上海的“书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梳理大量一手史料，挖掘档案文献背后有关近代上海书业中人的故事，还原当时“书局”的发展情形及兴衰历程。针对“石印书局”的蓬勃兴起，徐博士认为这与科举有重要关系。石印技术为何最适合印刷科举用书？这是选择问题，而非完全源自印刷技术迭代的线性变化。石印书局的生产更像传统雕版，可分包、发包。所有工作（作坊）都可以分包的形式组织生产，而铅印则类似工厂式集中生产，作业方式及科举考试在中国各地举行的情况决定石印是更优的选择。于是，在上海书业贸易的风口年代，书商从利益的角度选择了石印。此外，他还以书业同业组织为例，说明科举对书业的影响之大，甚至左右了书业行业社会演进的方向。整场报告，针对文献的生产问题，徐博士特别提醒应关注人与文献的关系，即便是处理枯燥的账簿，也应留意账簿数字变动背后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