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佛教经书的大量需求。整个唐代，佛教发达，佛事兴隆，僧尼众多。正像杜牧所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满足僧尼读经诵经的需要，朝廷建立了译经场，大量翻译佛教经典。以著名高僧玄奘为例，他翻译佛教著作经、律、论75部、1335卷，总计1300多万字。由于一部经典往往需要重复抄录成千上万卷，费时费工，还容易出错，因此，在古代印章术和拓印术的启发下，人们产生了雕版复印的创意。
第二类，广泛需求的历书。古代历书是广大农民进行农耕生产的主要工具，农业生产要遵时令守季节，必然离不开准确、科学的古代历书。同时，我国古代特别重视民间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七巧、中秋、重阳等等节日都必须依时进行，因此，历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抄传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广大百姓的实际需要，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高效的图书复制技术，来解决历书高速度、大数量出版的问题。
第三类，大量需求的科举应试图书。前文已述，与科举有关的图书相当广泛，包括童蒙读物、儒家经典和大量的与科举有关的文学作品。
在唐代，童蒙读物由于数量巨大而且需要及时，一般的手抄已经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这在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图书复制技术来代替传统的抄传方式。
隋唐时期，作为官学的儒家经典，主要的复制方法仍然以手抄为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被视为奇巧淫技，为朝廷、政府所不齿。另一方面，由于人们习惯于手抄儒经的传统方法，一时难以改弦易辙。直到五代以后，冯道等人才开始大规模雕印儒经，开官刻儒经之先河。科举考试，儒家经典书籍的大量需求，促使人们思考改进或发明新的图书复制技术。
科举文化，特别是以诗文取士的考试制度，刺激了文学作品的大量产生，促使唐代诗人辈出，诗、文、传奇日趋繁荣。如诗仙李白，特别是元稹、白居易的诗，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当时就有他们的出版物问世，在民间乃至国外广泛传播。从晚唐大量文学作品的雕印品问世，就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对于雕版技术发明的积极意义。简言之，科举用书的大量需求是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内因之一。
三、科举文化促进图书贸易的发展
隋唐五代的图书贸易十分发达，尤其是唐代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图书的形制主要有手抄卷轴和印刷本两种类型。进行贸易的图书品种较为广泛，其中主要有：历书、日用杂书和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籍。当然，最富特色的图书贸易是科举考试类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快速发展。科举类图书贸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字书、小学、韵书类。现知最重要的印刷字书、小学图书贸易是晚唐中书舍人柳仳《家训序》中的记载：“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板小学”。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篇》亦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书、小学。”另据宋《宣和书谱·正书》记载：唐末女子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足见字书、小学、韵书这类科举考试的初级读物，在当时图书市场——书肆是常见的买卖品。它们是学习文化、写诗作文的基础读物，也是所有考进士的士人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当时的畅销图书，否则吴彩鸾是不会选择这类图书来手抄出卖糊口的。
第二，文学类图书贸易十分发达。隋唐五代文学图书市场的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崇尚文学的时代风气外，与科举考试重视文词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为了提高文学素养，写出第一流的诗文作品，以便尽快考中进士，他们自然去购买当时文坛久负盛名的文人墨客的作品，学习模仿，因此，形成图书市场上文学作品贸易十分发达的局面。如元稹在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时写到：“二十年间，……（白居易的作品）缮写模勒，炫卖于市，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由此可见当时优秀文学图书贸易盛况之一斑。
第三，儒家图书贸易也日渐繁荣。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兴起，还未能真正用于儒家经典的印刷上。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所需的儒家图书主要有两种来源：其一，自己手抄。如《旧唐书·柳公绰传》记载：柳仲郢曾手抄儒家《九经》等多部经史著作，汇成一部30卷的类书，称之曰《柳氏自备》。其二，雇人佣书。佣书，即帮人抄书，是一种职业。在唐代，佣书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云：“西舍有贫者，匹夫配匹妇。布裙行赁舂，短褐做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白居易诗中描写了一位依靠抄书为生的贫者形象。再如，上文所提到的唐末女子吴彩鸾也是以佣书为生的。
五代时期，儒家经书开始大规模印刷，官、私印本儒家经典已经成为图书贸易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国子监本儒经的印刷买卖，标志着儒家经典正式进入印本书贸易领域，使得大批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把购书的目光转移到印本书市场上来，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科举类印本书贸易的繁荣和发展。（孔正毅）
注释：
［1］具体雕印儒经品种，学界说法不一：王国维认为是12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
［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第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鲁迅全集》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转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