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棣执政时期，几番派出豪华阵容的船队远洋。但是，到了朱棣死后，其后代居然为了海盗头疼不已。倭寇是贯穿于明朝历史的一个话题，只是到了后来大部分的“倭寇”都成了本土人士。
其实，记载当时抗倭的文字，除了正史外，明人采九德的《倭变事略》一直为史学者所重视。这其中，记录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海盐县受到倭寇侵扰的事情，这段时间正是倭寇肆虐的高峰期。
然而，多数人会从“倭寇”一词，简单的认为就是日本人。但事实上，在嘉靖年间，这些人的身份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对此，《明史》也从不避讳这一点，“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假扮倭寇呢？
原因很是简单：没饭吃了，干脆“浑水摸鱼”。
其实，明初的时候也有倭寇，但那时的倭寇还真的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在朱元璋执政时期，明朝和日本是有贸易来往的。不过，日本的这一段时期国内形势很是混乱，使得一些胆大者做了海盗。
为何倭寇现象后来会愈演愈烈呢？
跟明朝的“禁海令”有关。
说白了，海域是国家的，百姓不能私自出海，更别提靠“海产品”谋生了。其实，看看中国明朝的地图就知道了，海岸线很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此令一出，等于断了沿海百姓的谋生渠道。由此可以解释，为何明朝抗倭斗争反反复复，不但不能铲除，还时不时的被倭寇反扑。
最后，沿海百姓不能公开买卖就转为私下交易，甚至，还很欢迎倭寇，从而间接地支持、纵容了这一现象。要知道，贸易的本质就是各取所需，看着倭寇们赚的盆满钵满，自然就有中国人动了心思。嘉靖年间的几个大海盗头领，都是中国人，如：汪（王）直，和日本人联手，私贩货物，居然很得日本人的尊敬，至今在日本民间都是有口皆碑。
在日本人眼中，这些“假倭寇”难道不是竞争者？
确切来说，是同谋。
本土人至少有个语言和地域的优势，但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充作倭寇的前锋人员。虽然，倭寇也抓人，不过，他们只要青壮男子，年老的会直接杀掉，至于女子的下场和奴隶没什么区别。
其实，这些抓人的倭寇也并非情愿如此，只是，如果他们不卖力那他们的下场会很惨，便索性拼了。所以，在一些史籍中会记载，这些倭寇拿着“著名”的倭刀，有多么勇猛。对此，很多人会狂喷当时的明军怎么那么没用？但换个角度想想，一边是生死度外，一边是贪生怕死，胜负早已定论。
这期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倭寇”的行列，沿海民众的支持就更为明显。用当时官员的话说，就是“海滨人人皆贼”，说的更严重些，就是“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所以说，是朱元璋的“禁海令”，直接开启了倭寇的泛滥。
到了嘉靖时期，那时西方的航海已进入快速的发展时期，掠夺资源成了他们的头号任务，自然也不会放过中国。于是，有葡萄牙人来到中国的一些沿海城镇进行侵扰，这引起了朝廷的警惕。不过，朝廷并没有采取主动的防御，而是更加严厉地执行禁海令。
可能，皇帝以为只要“禁”了，就一切太平了。可能，在皇帝看来，都是因为自己的臣民为了换取一些钱财，才会“勾结”这些外贼。可是，渔民不就是靠着“渔”生存吗？在无耕地，且不兴商业的沿海地区，国家不让从事渔业了，他们该怎么办？只能假扮日本人了。
到了最后，在倭寇的组成中，除了一般认知中的凶徒、逸囚外，还有书生等。而当时，汪直就是贩私盐的，这也是个掉脑袋的活。徐海是杭州虎跑寺一和尚，萧显和陈东是书生。这说明什么？那时的民生状态实在太糟糕，大家宁愿冒着身家危险都要如此，这和造反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此外，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及家人就取了假名，或用绰号。如：汪直，日本当地的资料为“王直”，说他在海上霸行时，用了母亲的姓“汪”。
按照一些资料的说法，这些假倭寇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真正的倭寇甚至不到10%。其实，这些假倭寇还是想正大光明地做买卖的，所以，他们便在官府剿倭的战斗中很是配合。因为，这些中国人还是存了一丝幻想，认为只要立了功，朝廷没准会给个机会。
当时，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汪直主动配合官府且十分卖力，甚至，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集团维护了沿海秩序，也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以及一部分汪直的部下，如：徐海，竟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
最终，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使得他成了“入寇”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被胡宗宪和王本固诱捕处死。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载：谈迁云：“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
参考资料：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嘉靖时期的倭患》、《倭变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