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黄巢之乱”后，大批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南方地区，在北方游历的著名诗僧贯休也因此回到了浙江老家。为了得到吴越王钱镠的引荐，贯休为钱镠写了一首名为《献钱尚父》的诗词，钱镠看后虽然十分欣赏，但是嫌弃“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十四州”太过小气，想要让贯休改成“四十州”。贯休以为这样做不符合吴越国的现实疆域，因此毅然选择拒绝了钱镠的改字请求，然后飘然入蜀。
虽然说贯休的这首诗词在今人看来多少有拍马屁之嫌，但它还是多少能够体现当时的冷兵器在古代社会之中的地位，比如“一剑霜寒十四州”，指的很显然就是奋发向上的钱镠只用一把宝剑就横扫了两浙十四州。那贯休为什么不用“刀”或者其他冷兵器来形容钱镠建国的光辉历史呢?很显然，剑在中国冷兵器历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礼仪与文化，堪称中华冷兵器的无冕之王。
一、由短及长：春秋战国之前青铜剑的起源与发展
如果只从文献资料上来考证，剑这种武器最早应该是蚩尤所造，据《管子·地数》记载：
“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
如果从蚩尤部落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蚩尤是南方部落的首领，并且曾经和轩辕黄帝大战于涿鹿，因此后来的史学家们金属兵器的发明归功于“兵神”蚩尤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尽管传说的记载并不可全信，但是从“蚩尤造剑”的故事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金属冶炼技术没有出现之前，石器时代的人类是不可能制剑的，因为石器本身质地脆弱，很难制造出修长而坚硬的剑身，因此这一传说也只能为中国古剑的出现划分出一个大致的出现时间，至于剑本身到底是什么人、何时所发明的，如果仅凭古代文献的记载是很难弄清楚的。
从考古发掘上来说，最早的青铜剑是200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朱开沟遗址的鄂尔多斯青铜剑。据年代测定，这把直柄青铜器的制造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整体长度约25.4厘米，此时剑的长度和样式更加类似于“匕首”的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在商周时代，剑主要作为一种防身武器进行使用，更远距离的冷兵器有着戈或者矛作为替代。因此对于“剑”字的由来，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是这样解释的：“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可见在商周时期盛行车战的情况下，类似于剑之类的短兵器在军队战斗之中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到春秋早期，剑的外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增加剑身的刚度和强度，“柱脊剑”开始大行其道，所谓“柱脊”指的就是铸剑时，在剑柄处铸有一个圆柱形的剑基，剑基向前延伸，从而在剑身上形成凸起的“剑脊”，两者天然结合，在剑的铸造上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美感。此时剑的主要构造主要首、茎、格、刃、脊、锋等部分构成，有的甚至还在剑茎上加装剑箍，以彰显剑这一冷兵器的特殊风格。
另一方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剑身的长度也在不断增加。春秋前期的青铜剑剑身长度大约在28至40厘米之间，这一时期的剑依然只适合直刺，并不适合用于劈砍，因此又被称之为“直兵”。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依然以车战作为主要攻击方式，尽管剑的长度得以增加，但是它的使用方式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比如在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之中有着一幅名为“勇士刺虎”的画像，它形象生动的描述了春秋时期剑的使用方法：一只凶神恶煞的老虎正准备扑向一位全副武装的骑马勇士，勇士拔出手中的短剑，蓄势待发准备随时刺向猛虎，可见当时剑的使用依然以防身为主，并非主流的格斗冷兵器。
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剑的制造技术率先在南方的吴、越等地达到顶峰，由于江南一带多崇山峻岭和泥泞沼泽，路上交通十分困难，兵车难以在这一代发挥作用，因此江南各国都十分重视步兵以及步兵武器的发展。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不灵活的中原长兵武器，如矛、戈等非常不便于实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吴越地区的青铜剑铸造技术自然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春秋时期的吴越宝剑之中，越王勾践剑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把出土于湖北江陵的绝世宝剑全长已经达到了55.7厘米，刃口轻盈而浅薄，剑身布满黑色菱形花纹，在靠近剑格的地方有着两行使用篆书书写的铭文：“越王鸩浅(勾践)自乍(作)用剑”。除了剑身的制作精良之外，制造者还在剑格的两面分别镶嵌有蓝色玻璃与绿松石，这把宝剑基本上可以代表春秋时期越国的最高铸剑技术。
当然，有了锋利的宝剑还不能代表剑这一兵器在吴越地区的兴起，因为再好的宝剑也需要搭配高超的剑术才能够发挥自身的威力，而“越女”就是吴越地区剑术传播的先驱者。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女长期生活在山林之中，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剑术，越王勾践听说她的大名之后，就邀请她前往王都为自己讲解剑术之道。按照越女的说法，剑法的精髓在于“内动外静，后发先至”，掌握了高超的剑术之后可以“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王对此表示深以为然，于是将越女留下来训练自己的军队，最终奋发图强灭亡了吴国，从而一雪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