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对错，一两段话讲不全面，只能总结为：想法是好的，方向是对的，但执行起来却太过急于求成。好比北宋这台车的燃油发动机老化了，耗油严重，于是想换一个更先进的电动发动机，但在研发初期，就强行要求这台车维持以前的速度，就是一种违背规律的急功近利。
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长期以否定和批判为主，从南宋朱熹，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都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给王安石贴上法家标签，然后做儒法之辩。直到1908年，同为变法改革家的梁启超，编著了人物传记《王荆公》，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还把王安石总结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让人不禁产生一种“王荆公千年穿越”的错觉。
王安石的一首七言诗《登飞来峰》，收录在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是唯一一位出现在七年级课本中的北宋作者。
赵佶终结了父亲和哥哥“短命”的宿命，他在位25年（1125），并且又活了10年，直到1135年才死。因为，他在终结宿命的同时也终结了北宋。
徽宗即位后仍是启用新法，但被他重用的蔡京等人，却打着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起来，导致新旧之争更甚。
近几年最成功的一部国产长篇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就是以徽宗年间为背景。全书第一篇“八子案”，讲的便是因为新旧政见的不合，而导致的朋友相残的故事。
当然，和徽宗朝相关的，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是《水浒传》，那位逼死林冲娘子的高衙内，义父便是高俅。高俅官居太尉，掌管禁军，类似于宋徽宗的“家臣”，金兵南下侵宋时，陪着徽宗一路逃难的那位。
金庸的名著《射雕英雄传》，也是和徽宗有关。压垮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徽宗的昏招：联金击辽，也就是和一个凶残的，不熟悉的敌人结盟，去攻击另一个熟悉的，已经达成了平衡的敌人。结果便是引狼入室。
靖康元年（1126），金兵兵临城下，徽宗竟以为不当皇帝便能一身轻，于是禅让给了太子赵桓，也就是北宋名义上的第九帝宋钦宗。但就在靖康二年（1127），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掳去，北宋终结，史称“靖康之耻”。《射雕》的两位男主之名，郭靖和杨康，便来自于此。
北宋末代皇帝赵佶，在艺术上的造诣极高，自创了被后人称为“瘦金体”的书法字体，热爱花鸟画而自成“院体”。王士祯的“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下一句，便是“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1127年北宋灭亡，朱敦儒46岁，李清照43岁，陈与义37岁，这三人都横跨了北、南两宋。
李清照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之一，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之名，便是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的一句。当然，前面说了，《知否》的背景原型是第五帝英宗年间，那时李清照还没出生。
初中语文收录了李清照的两首词，都在八年级上册，一首是《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写于1130年，也就是南宋第四年，这是李清照的一首另类作品，因为有明显的豪放派风格。结合历史来看，便也就不会觉得讶异了。另一首是《如梦令》，但不是知否那首，而是“常记溪亭日暮”。
朱敦儒和陈与义，分别在文坛获得了“词俊”和“诗俊”之名，同属“洛中八俊”。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收录了朱敦儒的《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九年级下册收录了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两首词都写于南宋初，共同体现了北宋灭亡后，词人们的情思开始转换，忧国忧民之心愈渐浓重。爱国，开始成为南宋时代诗词创作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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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影响，已超越了变法本身，其导致的新旧党之争，纠缠着整个北宋末期。
苏轼就是新旧之争的最著名牺牲品，北宋这个“文人天堂”，竟也诞生了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
初中语文共收录了苏轼5篇文章，全部创作于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前后。详见《一个你不太了解的苏东坡》。
第七帝：哲宗
关键词：高滔滔、天龙八部
出生人物：陈与义
出场人物：苏轼、秦观
神宗在新旧之争中，于1085年忧郁而逝，年仅38岁，一大摊子事情扔给了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就是北宋第七帝宋哲宗。
皇帝年幼，就由祖母高太后临朝听证。高太后全名高滔滔，记起来没？就是《清平乐》里，和仁宗养子，未来的英宗从小一起读书，后来嫁给了他的那位。
高太后掌权后启用了司马光，恢复旧法，直到1093年去世，18岁的哲宗亲政，又重推新法。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书前释名中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
苏轼在高太后的旧法时期，曾被起复还朝，但在哲宗亲政的第二年，也就是1094年，再次被贬惠州。同期被贬的还有他的学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
秦观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词风温婉伤感，和柳永一样，善写柔肠百转的男女之情。但被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收录的那首《行香子.树绕村庄》却是个异类，用朴实的语言和轻快的格调，描写了农家风光，与秦观一贯的词风大不相同。
宋哲宗亲政了七年，于1100年，也就是25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似乎和他父亲宋神宗是一个宿命，都没扛住新旧之争的熬磨。秦观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第二年，苏轼也病逝于再次复任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