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创办的“观止讲堂”，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讲解善本古籍。
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曾为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北宋本《释氏六帖》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的发现及其鉴定
当今存世宋本约三千余部，除佛经而外，北宋本不到二十部，其价值不言而喻。因为少，所以过往对北宋版刻缺乏研究，或将南宋本当北宋本，也有将北宋本当南宋本。对前一种错误，我们现在不难纠正，比如上图所藏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江西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旧时都曾经被定为北宋本，后来随着人们认识提高而改定为南宋刻本。而要纠正将北宋本当南宋本的错误，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不仅仅是鉴定上的难度，更是因为人们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抱怀疑甚至抵触的态度。比如翁氏藏书中的《长短经》，由于一直被视为南宋本，尤其经过四库馆臣的鉴定，后人便习惯性地沿其思路寻找刊刻于南宋的凭据，反而将诸多较为明显的刊刻于北宋的特征忽略了。所以我说，上图花450万美金单单买一部《长短经》就值了，其余众多善本都是翁万戈先生“白送的”。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对北宋本的鉴定研究，当作当今版本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谓之填补前人空白，也不为过。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书影我在这里要介绍的两部北宋本，一部是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的《释氏六帖》；另一部是在2015年曾上过北京卓德拍卖公司秋拍，最终被海上枫江书屋主人慧眼收得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释氏六帖》是一部仿《白氏六帖》体例的佛教类书，编纂者为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全书共有十二卷。2001年，该书作为柳田圣山、椎名宏雄两位日本学者所编《禅学典籍丛刊》之一，由日本临川书店影印出版，书名题作《义楚六帖》，定为南宋刻本。2008年，现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的陈捷女史来上图看书，我无意中看到她携带此书的若干叶复印件，其版刻字体为较狭长的欧体字，当即对她说：“这很可能是北宋本，其字体与包括《长短经》在内的多部欧体北宋本十分相像，若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看看原书。”2009年冬，我获得了访日三个月的机会，以为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书，其实不然。由于此书向来深藏不露，日本专家学者极少有人经眼，据说连撰写影印本出版说明的椎名宏雄先生也只是看了胶卷摄制件。故我到日本后只能先以影印本“过过眼瘾”。不意翻阅一过，有所发现。
此本以策（即册）分卷，前三卷刊刻稍显粗糙，形制无定，版心所刻书名卷数或题“卷”，或题“策”，或阴文，或阳文，间有鱼尾，黑口；从第四卷开始，直至第十二卷，版心仅题策数，无鱼尾，基本白口，形制统一。据卷末北宋崇宁二年（1103）越州开元寺僧履坦刻书题跋云，此本先事校刻四策，因资金不济中辍，后经多方化缘才得以续刻毕功。所言虽与版刻面貌稍有出入，但大致相符（后来续刻第五卷至第十二卷，依第四卷版式刊刻）；且其玄、朗、敬、弘、殷、匡、贞等字缺笔避讳，虽不甚严谨，但南宋庙讳皆不避，故履坦之跋文并非后来翻刻，定此本为北宋崇宁二年刊刻应无问题。然而，此非崇宁初印之本，视其书版有剜改，漫漶处或修版或整叶补刻，则刷印很可能晚至南宋。
《释氏六帖》（书名剜改为“义楚六帖”）影印本日本学界过去一直称此书为《义楚六帖》，不是因作者之名的俗称，而是该本卷端与卷末皆明确题作“义楚六帖”。然经谛审，我发觉各卷“义楚”两字业经剜改，不仅留有剜改痕迹，而且“义楚”两字系柳体字，与“六帖”两字及正文之欧体字迥不相同。该书卷首有义楚《进释氏六帖表》，卷末有义楚《释氏六帖后序》、胡正《释氏纂要六帖后序》、履中《重开释氏六帖后序》，则被剜两字应为“释氏”，原书名实为《释氏六帖》。
此外，对该本之修补情况，之前日本学者似乎也没有留意。从影印本看，至少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那就是凡修补之版多为柳体字，和卷端剜改之“义楚”两字字体相类。与之相关者，此本绝大部分版面没有刻工名，个别镌有刻工者亦仅单字，姓名全者只有朱监一人。他们虽未见诸别本，难以查核，但同样有一特征，即凡有刻工之书叶，都是后来补版。因此，朱监等刻工即便能够查明，也只能证实修补版的年代，而非原刻年代，从字体看，他们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刻工。
《释氏六帖》影印本上的刻工朱监在陈捷与京都大学梶浦晋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于2009年12月19日及2013年3月4日两度前往东福寺观览原本。第一次只允许看两小时，即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仅看了四册，即全书的三分之一。但临走前我较为肯定地告诉对方，此本应刊刻于北宋，对方听罢眼睛一亮，承诺以后有机会让我看完全书。不久，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尾崎康听陈捷说我将该书定为北宋本，认为我看高了，于是四年之后，我便请尾崎先生一同前往，此番看了一整天。如果说第一次看原本只是与之前看影印本所得粗相印证，那么过了近四年后再看原本，则有了新的认识。此本的修补版面貌不一，即便有刻工者，也有异同。如卷六第六十一叶版心有刻工“仁”字，其版框明显小于原刻，且为四周单边，与原刻左右双边者不同，而有刻工朱监之叶，其版框则与原刻相同。又修补版之写刻也有优劣，优者如卷五第八、十一叶，若非仔细辨识，可能会忽略应属补版之叶；劣者如卷九第二十一叶，如不知此书背景，仅以经验，定为明代补版似无疑问。这些现象除了推断此本可能不止一次修补外，还让我想到，存世的有些宋刻元修本或宋刻元明递修本是否会有鉴定问题，因为有的修补后印本，并没有像明代南京国子监的三朝版那样有明确的证据，而是前人凭其字体不同、修补之版刻往往差于原刻，从而做出元修或元明递修的判断。这种以有限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呢？换言之，这些本子是否应当重新进行鉴定呢？因为这部《释氏六帖》，连同东福寺所藏一批其它汉籍，是日本辨圆和尚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从中国带至日本，藏于东福寺普门院的，其修补之版再差，也在淳祐元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