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帝的动机并不是分裂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的是“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是担心“汉阼将湮于地”，所以刘备强调自己称帝是“即皇帝位”而不是开国皇帝登基。刘备在成都建立的政权，国号仍然是汉，是要把东汉政权在成都延续下去。
孙权不久也跟曹魏闹翻，双方刀兵相见，孙权无法再用吴王的封号。孙权于是也称帝，建国号为吴，孙权在发布的文告中说“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所以自己才“不得不受”。
刘备和孙权都强调称帝“不得已而为之”，这不能认为只是一种说辞，而的确是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所造就的。所以，当他们称帝后也都不承认鼎立是最终的状态，把统一天下仍然作为奋斗的目标。
考虑到曹魏十分强大，蜀汉和孙吴决定再次联手消灭曹魏。就在孙权称帝的几个月后，蜀汉和孙吴在武昌设坛盟誓，发布盟书誓言“戮力一心，同讨魏贼”，为统一天下不懈努力。
五、三国归晋的历史逻辑
三国后期，吴、蜀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国力下降很快。曹魏在北方大范围屯田，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实现统一的条件逐步具备。
但曹魏迟迟没有实现统一。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虽然没有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不算昏庸无能，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为完成天下统一也进行了许多努力。可惜的是，他们分别只活了40岁和36岁，没有来得及施展更多抱负。
239年，魏明帝曹叡驾崩，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是一个“德薄位尊”的人，能力平平，仅因为宗室身份而骤然手握大权。
曹爽身边很快聚集起一帮人，先架空司马懿，再胡作非为，这种局面持续了近10年。在曹爽等人专权期间，曹魏内部失和，政治混乱，国力不断下降，期间也曾出兵伐蜀，但一场大雨就不了了之，反映出曹魏军队战斗力的衰减。
这时天下的格局虽然仍是“一强对二弱”，但强弱之间的差距如果不断减小的话，将会达到一种“恐怖平衡”，意味着谁都无法消灭对方。
司马懿父子利用人们对曹氏的不满，于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消灭了曹爽集团。司马氏掌权，对北方政权客观上起到了“止损”的作用，实力逐步强大起来，先后消灭了蜀汉和孙吴，使天下重新统一。
司马氏父子发动政变，无论其出于怎样的动机，从结果看是阻止了“恐怖平衡”的出现，加快了统一的步伐，这是三国归晋的历史意义所在。
六、“合久必分”不再是规律
身处分裂的现实，却不承认分裂是最终的结果，人们始终为重新统一而努力，这几乎是历史上那些分裂时期的人们一致追求，汉末三国如此，以后各个分裂阶段也都如此。
中国人选择“大一统”，除了思想理念方面的追求，从自然、文化和宗教、经济、行政管理等角度其实存在着许多内在的机理。
按照《汉书》等史籍的记载，黄帝时期“百里之国万区”，意思是比较大的部落有上万个，到了商代有“方国”3000多个，西周初年的封国最多时有近2000个，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霸，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从100多个到最后秦国统一。
秦汉以后王朝出现分裂，有“十六国”，还有“五代十国”，但从数量上看，已不再可能出现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政权分立的局面了。
不仅数量如此，从时间上看也有变化：东汉统一的时间是190多年，之后是三国到隋朝的分裂阶段，总时间长达360多年；隋唐统一的时间是320多年，之后是五代十国分裂的50多年；两宋时期出现的辽、夏、金等政权并立，总体时间虽然较长，但它们中间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宋朝占据中原地区的时间很长。
有人干脆把三国到南北朝的那一次称为“大分裂”，把五代十国称为“中分裂”，而把两宋时期的这一次称为“小分裂”。两宋“小分裂”后建立的元、明、清三朝，统一的时间则长达640多年。
上述规律可以总结为：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阶段，虽然中国始终在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下交错前行，但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裂度”越来越轻。
这说明，每一次分裂过后人们都在进行着反思和改进，“大一统”的思想越来越得到认同。按照这种规律，“分久必合”是一定的，“合久必分”不再成为历史的规律。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
参考资料：《三国志》，《后汉书》，《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