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关于“士族”的研究，大概是被陈寅恪带动起来的，他可能是研究古代士族的第一人，由于他的研究成果，魏晋隋唐数百年间存在一个以姓氏门第为“贵族阶层”的时期才为人熟知。
三国两晋时期，吴地便有“顾、陆、朱、张”四大姓，代表人物是顾雍、陆逊等人，到了今天这四姓家族在江南一带依然繁荣。
南北朝对峙时期，北魏宰相崔浩“大整流品”，弘扬姓氏门第的优越性，把自己的出身清河崔氏列为第一等，加上丑化北魏拓跋氏先祖，遭到了道武帝的屠戮。这说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姓氏门第一说是持反感态度的。
在东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一度最为知名，代表人物是宰相王导和谢安，“王与马，共天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那个时代王、谢曾经辉煌的写照。
到了隋唐时代，“士族”的称呼演变为“氏族”，唐太宗李世民曾命人修撰《氏族志》。这部书的编写是有原因的。
现代人不明白古代为什么产生士族（氏族），只知道唐朝时期民间四大姓氏最为尊贵，他们分别是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会真记》（后世改编为《西厢记》）的女主人公就来自于尊贵的崔氏。
至于他们为什么尊贵？即使身处当时的古人也不明白，其中就包括唐太宗李世民。
他对于民间追捧的氏族现象很困惑，表示一头雾水：
我跟这关东崔、卢、李、郑四姓也无冤无仇，这些家族世代不出官员，却自称门第尊贵，只要跟他们通婚，就要多索取彩礼嫁妆，我实在不理解人们为什么看重这个？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李世民还说道：按道理来说，祖先有过立功、立德、立言的壮举，或者担任过公卿大夫，家族拥有良好的传承，这才能称之为门第尊贵。当今的情形却完全相反，这不奇怪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
对于氏族问题，太宗李世民认为需要加以改革，移风易俗，决定对姓氏的尊贵重新排位，并以当时的官品、人才作为衡量标准。“我今定氏族者...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不过，这些大臣开始显然没明白太宗的本意，竟然仍旧把崔氏列为第一等。
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
李世民急忙纠正，并把这些编写氏族志的大臣狠批了一通，这才把清河崔氏列为第三等，排位依然不低。至于第一等，当然是皇室的陇西李氏。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李世民一开始就批判氏族不合理不公平，为何还要编写《氏族志》来强调姓氏家族具有尊卑等差？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李世民只是觉得崔、卢、李、郑不适合排在前面，并不等于他觉得氏族排位不好。
因为唐朝本身就是个等级社会，说唐朝是奴隶社会也不为过，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就是一部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法律，贵族、平民、奴婢在法律面前是天然不平等的，奴婢在大多数罪行方面要比平民加重二等，而贵族则可以通过“八议”制度从轻发落或逍遥法外。
转眼到了高宗时代，皇帝李治准备废立皇后的时候，武昭仪就因为门第不高而遭到宰相褚遂良的强烈反对。
褚遂良劝谏高宗时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
褚遂良说了两点意见，一条是武昭仪门第太低，另一条是服侍过先帝。
这让高宗羞愧得无话可说。
也让武昭仪气得忍无可忍，在帘子后面大叫：“何不扑杀此獠？”
等武氏被立为皇后，佞臣许敬宗就奏请重新修订《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一下子把武氏列为天下第一等。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礼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改为《姓氏录》
佞臣李义府也趁机通过修订氏族抬高身价，而在之前，他虽然贵为宰相，向高门第为子求婚居然被拒绝，感到十分耻辱。这次新修订《姓氏录》让他扬眉吐气了一番，并颁令天下烧毁所有《氏族志》。
新编订的《姓氏录》还有个特点，把军功达到五品的也列为高门望族，结果受到了广大士大夫的鄙夷，将其称为“勋格”，颇不以为然。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