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孙休虽然成功除掉孙綝，但仍然有权臣干政的迹象。孙休在位期间重用濮阳兴和张布。濮阳兴是孙休在会稽做琅琊王的时候的亲信，张布则是除掉孙綝的最大功臣。这两个人是孙休时期权重最大的人物，也是孙休最为信任的。孙休去世之前，将少子托付给濮阳兴，以濮阳兴为辅政大臣。然而濮阳兴却没有遵循孙休的遗命，听从万彧的建议，拥立孙皓为帝。
孙皓严苛酷刑的政治目的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到，东吴的政局非常畸形。孙亮时期完全没有执政的机会；孙休时期虽然能够亲政，但给予濮阳兴和张布的权柄太大，以至于濮阳兴、张布可以轻易地放弃孙休一系，改立孙和一系的孙皓，而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东吴长期权臣当道的情况无疑会给孙皓非常深刻的印象，孙皓用严酷的刑罚控制朝臣，树立权威，未免不是对权臣当道的担忧。
比如孙皓在即位初期的时候就处死了自己上位的最大功臣：濮阳兴和张布，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二者居功自傲，以及二者长期经营的政治影响力，还可以杀鸡儆猴警告其他臣子。孙皓用酷吏监视群臣，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群臣，明令禁止臣子直视自己，也明显是震慑群臣、加强对东吴政权控制的举措。
类似的情况在汉末三国时期也是存在的。比如刘备平定益州之后，让诸葛亮、法正、李严、伊籍、刘巴五人制定《蜀科》。法正的意思是用宽法来争取益州人士以及"东州士"的支持，而诸葛亮坚持用严刑峻法，原因就是蜀地长期法律松弛，导致当地豪强不畏其威，不怀其德，需要用严法来矫正。而东吴长期主弱臣强，也需要孙皓利用非常手段肃清风气。
然而孙皓和诸葛亮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诸葛亮虽然用严法，但是赏罚分明，同时宣扬德教，大力发展国力；而孙皓一味用严酷刑法，程度也甚于诸葛亮，甚至到了黑白颠倒的程度。同时孙皓也远远称不上一个优秀的甚至合格的政治家，在位时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迷信谶纬，消耗国力。最后西晋轻易地消灭东吴，孙皓成为东吴的亡国之君，也算是正常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