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演讲资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提供）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3日 07版）
这个最早的“早期中国”，具有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这样一个三层次的结构，成为商周王朝畿服制度、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支一体文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
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或许与战争有关，或许与其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质和足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关，但无论如何，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原核心地区，这个时候出现了多处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在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等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座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有的甚至有500多平方米，墙壁和地面装修考究，墙上还绘彩，很可能是宗庙、宫殿类建筑。灵宝西坡还发现面积近2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随葬精美玉钺，彰显出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随葬品很少，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或者“北方模式”特点。李伯谦先生认为这代表了文明演进的“王权”模式，以与红山文化等的“神权”模式区别开来。
在庙底沟类型的带动下，周围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等也都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大汶口墓地这个时候的大墓，有的已经有100多件随葬品，属于崧泽文化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彩绘石钺、玉璜等60多件随葬品。这两个东部沿海文化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富贵并重，和中原不同，我认为代表文明化进程的“东方模式”。所以，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迈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趋于干冷，战争频繁，文化发展迅猛，社会变革加剧，“万国林立”，中国很多地方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和初级文明社会阶段。苏秉琦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古国”时代。
这个时期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文化重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陕黄土高原，一个是河南中部，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范围。距今5300年以后，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东西两厢、左中右三门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而河南中部的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也有100多万平方米，发现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基址，这里发现的长排宫殿式建筑与大地湾前堂后室式的宫殿式建筑有一定差别，分别成为夏商周时期两类宫殿建筑的源头。大地湾和双槐树聚落，可能分别是仰韶文化晚期甘陕和豫中地区两大“古国”的中心聚落，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初具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缺乏东沿海地区的奢华玉器和厚葬习俗等，仍具有“中原模式”或“北方模式”特征。距今4800年以后，双槐树代表的“河洛古国”衰落，但在陇东、陕北地区仍有较多大型聚落，其中庆阳南佐遗址发现的前厅后堂式宫殿建筑，面积达630平方米，宫殿前面两侧还有多处直径各约100米的夯土台，所显示的社会发展程度比大地湾更高。
距今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陇东和陕北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出现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灵台桥村遗址，和核心区面积就有200万平方米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在两个遗址都发现较多板瓦、筒瓦，可能用于宗庙宫殿建筑，还出现了玉器，在芦山峁遗址已经揭露出1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面有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建筑群，和大地湾的建筑格局相似，只是更为宏大复杂。这时还在山西南部兴起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里面有大型宫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宫殿，还有半圆形的“观象台”，以及随葬大量玉器、漆器、龙盘等的豪华大墓。陶寺晚期还发现用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以及小件铜器。这些中心聚落及其宫殿式建筑等的发现，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不但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或者文明社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在陕北出现面积400多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精美的玉器，神面、兽面石雕，以及铜器等，都尽显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气象。而在河南中西部也有了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中心聚落、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古城。如果说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古城的摧毁，还可以看作是黄河中游人们集团内部的斗争，那么王城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替代，则无疑是中原集团战胜江汉集团的铁证，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河下游也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既有五莲丹土等古城，也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等高规格墓地，有些大型墓葬有棺有椁，随葬较多玉器、黑陶器、象牙器、鼍鼓等珍贵器物，也有象征军权的玉石钺，有些陶缸上有原始文字。到了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出现章丘城子崖、临淄桐林、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等十多处古城遗址或中心聚落，还有更为高级的墓葬。临朐西朱封的大墓一椁一棺甚至二椁一棺，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显然是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特征。龙山文化的精美黑陶，最薄的地方仅有0.2—0.3毫米，令人叹为观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邹平丁公一块陶片上刻有11个字符，可能是书写了一段文本。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时期，应当也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阶段。
长江下游最引人瞩目的非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莫属。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遗迹和高等级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品达330件，其中仅玉器就有200多件，层层堆满墓室内外，富奢程度令人惊叹，这些玉器包括核心为八角星纹的“洛书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纹的玉鹰，玉龟形器，以及类似红山文化的玉人、玉龙等，显示的宇宙观和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红山文化等遥相传承。大约距今5100年以后，良渚文化进入兴盛期，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区发现内城和外城，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以及大型祭坛、豪华墓葬等，有的“王墓”随葬玉器500多件，玉器、漆器、陶器等精美异常，玉琮、璧等可能是与祭祀天地相关的礼器，神人兽面纹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宗神。良渚陶器上刻画的类似文字的符号不少，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字。良渚文化完全具备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属于中华大地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文明之一。但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以后突然衰落，玉器等文明要素流播到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