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大家并不陌生，脚下是饮不尽的美酒池子、眼前是香喷喷的烤肉林子，身边搂着的是纤细腰肢的妹子，这种奢靡生活概括为四个字，不外乎——饮食男女！
吃肉、喝酒、交配，是根植于人类欲望中的底层逻辑。而在商人这里则是被无限制地放大，开头所说商纣王便是其集大成者。实际上，这三点之中，“酒”才是最为关键的桥梁：一头连接饮食、一头连接男女。
商人简直好酒成风，而且不论男女，都极为爱好饮酒。比如，殷墟妇好墓的主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妇好，她的墓中就有很多和饮酒相关的青铜器皿：诸如爵、杯、尊、觚、方彝等，共计出土了210件青铜容器，其中酒器的数量就约占74%。
此外，我们从商人墓葬中随葬品组合中也可以窥管见豹：
最为常见的是“爵”这种酒器，贵族几乎是每墓必备，除了“爵”这种单一酒器之外，“觚”也很重要，与之相配套使用：一般认为，商周时人们饮酒常常要给酒加温，温酒则用觚，饮酒则用爵。
故而后来的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世道，才发出所谓“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以此强调酒器中“觚”之于“爵”的重要意义。
我们再反观周人墓葬中的青铜器，以及与之配套的贵族礼仪，就会发现他们似乎格外看重“吃”：强调怎么吃、吃什么、以及用什么吃！出土最多的是以簋和鼎为主的炊煮和盛放食物的器皿，围绕着这锅碗瓢盆，周人甚至还能搞出一套规矩：
天子九个锅八个碗，以此类推到士人只能用三个锅一个碗，各个身份等级之间的用鼎和簋数量不得出现僭越，而食器数量的多少，其实也体现出不同等级身份的人食用肉类种类的丰富程度。
那么，为何商人如此嗜酒呢？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战争还是祭祀，缺了什么都行，唯独不能少了酒。
事实上，“能致幻、通鬼神”是商代君王对于酒的直接需求，过量饮酒能够使人神识昏迷，陷入迷幻的境界，在古人看来是能够直接和神灵进行沟通的。而商人的崇拜对象很多，不仅有天帝崇拜、自然崇拜、还有祖先崇拜，尤其是后者，不管做啥事，都希望能得到祖先的保佑，那么自然就需要隆重、频繁的祭祀。
光是在卜辞中能看到的商人祭祀的祖先就有上百位之多，祭祀的方法也有数十种不重样，祭祀的时候，其所用的酒也多达百鬯。在祭祀完毕的时候，所用祭祀之酒食，也多为参祭者所享用，可想而知，商人对于祖先、神祇的每一次的祭祀，就变成了一次次对于贵族们而言、名正言顺的美酒佳肴招待会。
所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重酒与重食的文化冲突发生在西周初年，周人直接下达了严格的全国范围的“禁酒令”，因为周人认为，商人无节制地频繁祭祀与酗酒成风，正是导致商朝覆灭的重要因素。
郭宝钧先生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将西周铜器分为前后两期。两期的分界在穆王之末，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器物组合。前期与商代一样是“重酒的组合”，而后期则是“重食的组合”。这种说法显然是受了传世文献中周初禁酒的影响。
当然，周人在取代商人之后，对其文化形态中的扬弃也是显而易见的。与商代一样，周人也是重视青铜礼器的，但是和商人不同，周人的青铜礼器主要以青铜食器为主，而不再将青铜酒器当作重点对象。
周人重食的传统，可能来源于其祖先“后稷”的一脉相承，所谓“稷”，其实就是一种谷物的名称，周人重视农业与农耕，比商人更加了解食物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任何时候，都把“吃”当做是一件头等大事。
比如在《尚书·周书·洪范》记载的周规中提到的八政，首当其冲说的就是食物。而在《礼记·王制》里提到的周王八政为：“食物、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在这里也将食物列为第一政，由此可见，周代统治者对于民之饮食的重视。
周人重食、商人重酒，体现出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性格：前者（周人）理性而克制，时刻以礼制压制着人性，即便是吃，也要吃出个三六九等来，属于“日神型”的文化模式；而后者（商人），则借酒这种刺激物去暂时摆脱理性的压抑，在放浪形骸间去追求和体验人生价值，属于“酒神型”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