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生而为人，务必善良”，什么样的人称得上善良？当然是在行动中去表达善意体现出人性温暖的人。善意的传达，需要用行动去诠释，有时一个小小的举动，或者一句鼓励的话语，都能给人如沐春风之感。星云大师有一个著名的四句教：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信心，这四个给予就是善行最好注脚。
一个善良的人，会有不善的言行吗，孔子认为善人也会发生不友善的行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不仁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也有偶尔无仁厚之德的时候，可是从没见过哪个小人却有仁德之心的。孔子认为，即便是一个君子式的人，也会偶尔做错事，显得缺少仁德，但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不可能表现出哪怕一次有仁德的行为。
孔子的意思是说“人都是有限的”，君子也不例外。什么是有限呢，比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世间所有道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集所有技能于一身。同样的，人的善良也是有限的，多数人在与他人交往中，都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在此之上才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得失，当自己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形成冲突时，很少有人能舍弃自己的利益先保全他人的利益。这是人的本性，需要直面。
在防范人性作恶的选择上，东西方采用的方法有了分野。西方认为人既然是有限的，身上充满自私的先天之性，靠温和的方法就难以约束，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强硬措施，去遏制人性的恶守护人间的美，这个方法就是法治。法是什么呢，是制度，依靠法就是依靠制度。基于人性本恶的认知，西方先贤认为制度比人可靠的多，西方的制度都是围绕如何把人性之恶关进笼子而设计的。
西方长达几百年的繁盛，建立在健全的制度之上，而制度来源于对人性的认知，人性之恶又来自于基督信仰，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后，就带有了先天的原罪。可以说，奠定西方稳定与强大的根基是信仰。
在古老的东方中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进路。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农业的耕作与收获，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为了不错过耕种和收获时节，需要众人的高度协作来完成，这就形成了氏族和部落，部落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稳定的彼此信任的关系。
由于人与人的血缘色彩，部落之间的成员形成的社会形态就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规则不重要，情义最重要，所以中国文化看重伦理，看重道德概念。
到了周代，周公召集众人“制礼作乐”，从此奠定了中华礼乐之邦的地位。礼乐是用来表现等级的方方面面规定，相当于行为准则，虽然对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性，主要靠的还是个人觉悟，这也就是中国文化更强调修身的根源所在。
大学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起点，是培植信念和德性阶段，传统的私塾教育，也都是从德育开始的。
道德约束具有天然的缺陷，孔子说君子也会有不善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如何实现一个安定团结的理想社会有一个阐述，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就是说，如果只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人民不犯错也不是因为觉悟高，只是不敢罢了，内心终究是没有道德感的。如果一方面用教育引导人民从善，一方面用礼来约束人性之恶，那么人民既不会做出格的事而内心还有羞耻感。他提倡的国家治理方法是“德礼并用”。
对于当下的现实境况而言，道德重建虽然很迫切，但完善法治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总的来说，制度比人性靠谱，有了完备的制度，人性自会趋于良善，若只讲道德，而缺少制度建设，必然会造成人的伪善。古人讲“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就是只谈道德而没制度跟进的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