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清咸丰六年，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英法两国组成联军，炮轰广州，正式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紧逼北京，一心想着“醇酒妇人”的咸丰皇帝身为一国之君，非但没有积极备战、抵御外辱，反而慌忙带着自己的后宫妃嫔逃窜至承德避暑山庄，临行之际甚至还没忘了“命人携鹿以行”。
京城能丢、大清国能丢，但保证朕“醇酒妇人”的鹿血可不能丢！
有君如此，清朝焉能不亡！
咸丰十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经过疯狂地抢掠后，这座“万园之园”、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艺术瑰宝被付之一炬。
咸丰十年，被后世誉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尚未形成气候。此时的李鸿章尚在曾国藩的幕府，张之洞仍在忙着参加科举考试，唯有曾国藩已实任“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左宗棠也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赞襄军务。
也就是说，圆明园被英法强盗毁坏的咸丰十年，“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中仅有曾国藩和左宗棠才算是“食君禄，受国恩、忠君事”的大清官员。
那么，火烧圆明园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何种态度呢？曾国藩的态度?
根据《曾国藩传》的记载，圆明园被烧一年以后的同治元年，曾国藩曾在笔记中对此事给出过自己的看法：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英法联军虽然火烧了圆明园，但这只是“小事”，毕竟人家并没有毁掉我大清的“宗庙社稷”；更何况，人家现在还帮着我们进攻太平军。攻占北京时的“手下留情”和进攻太平军的“倾力相助”，洋人还是“有德于我”。我们不应该怨恨人家火烧圆明园这等“小过”，而是因为感恩于人家的“大恩”。
这就是被后世评价为“国人精神之典范”的曾公？就是“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一代完人？就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不偏不倚、不黑不洗地说，仅就曾国藩对待火烧圆明园的态度来看，他甚至连个中国人都不算！（评价有点偏激，看官们可以尽情反驳）
“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做法，向来被曾国藩所不齿，但这啪啪打脸的言论和在“天津教案”中的具体表现，也难怪曾国藩会被湖南乡绅公议“削去名籍”，不再承认其湖南人的身份；也难怪时人会“加卖国贼之徽号于国藩，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了解完曾国藩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下左公宗棠对待“火烧圆明园”的态度。左宗棠的态度
咸丰十年，左宗棠只是一个领着“四品京堂候补”的军务参赞，一个等待官缺的空头厅级干部。据史料记载，闻听圆明园被毁后，左宗棠“悲愤不已，不得安眠”。只不过，当时的左宗棠毕竟人微言轻，没人在乎他的态度，只是这颗仇恨的种子自此埋下。
光绪七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了同洋人打交道的仕途生涯。此时的左宗棠再也不是20年前的“四品候补”，而是“豪迈之气，俯仰一世”，让国人敬佩、洋人胆寒的强硬派代表。
我们以两个具体事例，说明一下左宗棠当时的影响力：
1、光绪七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期间，沙俄步步紧逼，甚至陈兵京畿沿海，意图谋取更大的利益。在此关键时刻，清廷急召左宗棠入京，沙俄便开始担心中俄会全面决裂，只得让步，同意签订条约。
2、据《清史稿》记载，因为对洋人的态度太过鲜明，左宗棠首次入京之时，京城所建教堂高楼，让洋人们“尽数自毁，唯恐触怒左公”。
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左宗棠曾经连续四次巡视租界遍地、洋人群居的长海，终于可以发泄“火烧圆明园”时埋下的仇恨。
光绪八年，左宗棠第一次巡视上海，携亲兵数百人。面对洋人发出“清兵结刀持械通过，须有照会”的提醒，左宗棠非但没有理会，反而让亲兵“枪实弹，刀出鞘”，“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之地”。威武左公，竟让洋人们“非惟不加干涉，乃预令巡捕沿途照料”，甚至告诫沿途巡捕：“左公中华名将，今以驱驰王事过此，慎毋犯其怒也。”
据《古红梅阁笔记》的记载，左公于光绪九年第二次巡视上海，“过租界，西人除道，（洋人）换升中国龙旗， 声炮十三响”。
第三次巡视上海，洋人“恭谨有礼”。
第四次巡视上海，外国洋行人员和英、美、德、俄、奥等国领事均前往坐船晋谒。
正如美国学者对左宗棠的评价，“左宗棠不愧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有公如此，乃晚清之大幸、近代中国之大幸。
后记
对于“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历史地位和所立功绩，后世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定论。李鸿章或能“再造玄黄”，但其只是晚清政权的“糊裱匠”，更何况其还有诸多卖国、误国之举；就历史功绩和地位而言，甚至比不过实业救国、开创现代教育体系的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