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然而反过来，作为皇帝即使你武德充沛，如果没有文事，那你也是很悬的。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可能说你独夫民贼啊，穷兵黩武啊，好大喜功啊，等等。所以有远见的皇帝为了自己的千秋功罪，不能任由人们去评说，就去主动掌握话语权，把笔杆子牢牢控制住。
比如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上位，就亲自指导写历史的臣子：你们要秉笔直书。李世民也编撰前面很多朝代的史书，表示自己是正统，可以给前面的皇帝盖棺定论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也费了好大劲编修《永乐大典》。
康熙几乎打了一辈子的仗，虽曰守成，实同开创。但是他在文化方面没有落下，比如顺治开始修撰的《明史》，康熙就格外努力。目前最著名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都是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编撰的。雍正虽然抹灭了陈梦雷等人对《古今图书集成》的贡献，但是事实胜于歪曲。
雍正没有继位前，忙于激烈的皇储之争，继位后，还要处理皇储争斗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比如因康熙晚年精力衰退和皇子闹事而荒疏了的政事、皇储争斗中拉帮结派引起的朋党之争等等。他很少有时间处理文字方面的系统工程，他把《古今图书集成》随便修改一下，算是正式完成，然后刻印几十部分赐宗室大臣。这也算是文事吧。
乾隆没有经历储位之争。被祖父康熙帝抚育了一段时间，更能赢得父亲雍正的关注，所以他的储君之位算是早早确定了。虽然和父亲雍正一样喜欢事必躬亲，也和祖父康熙一样责无旁贷、不愿大权旁落，但是从小学习政事的乾隆，靠着康熙开创的密折制度和雍正开创的军机处，加以优化改良，不仅使政务更加畅通，自己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乾隆即使勤政，也不必像雍正那样，每天批写几万字的谕旨。
这样乾隆就更有时间来思考战略上的全局上的长远的大事，那么文化的事情，自然而然就落入他的眼帘。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下旨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任命过继出去的儿子永瑢为总裁。永瑢被安排在四库馆只是执行乾隆的旨意，真正的总裁是乾隆自己。
对父亲处理党争、对待亲人的过激行为，乾隆不以为然，虽然他对大臣宗室温情脉脉，一旦面临可能的隐患，乾隆更会决绝处置。继位初期，乾隆处理了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朋党之首。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这时候告诫乾隆小心四库馆成为朋党再起之所。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管是庙堂之上，还是草野之中，四库馆作为国家的重要项目聚集地，也是人才的渊薮。牛人聚集多了，难免相互攀援，结成朋党，同气连枝。乾隆用心留意那些想要结朋党为奥援的人，并彻底根除。陆费墀之所以殒命，是乾隆想要防范朋党于未然，因为陆费墀和于敏中过从甚密。
由于四库馆内对满族汉族、汉学宋学、文臣武将等兼容并包，再加上乾隆的艺术管理，这里并没有成为朋党之所，反而能澄清士习、使儒风更加兴盛。像黄宗羲、顾炎武等遗民不愿出仕，但他们的学生子弟纷纷加入清朝政府，参与编书修书，这表明他们从文化上认可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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