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首位进士刘濛
刘濛，字仁泽，举进士，累官度支郎中。《东明县志》记载：刘濛，晏曾孙也。举进士年月不详。有唐一朝二百多年，举行过进士考试二百多场，全国中进士者数千人，但《东明县志》记载的东明县籍唐代进士，只有刘濛和刘潼堂兄弟二人。
祖父刘晏 理财重臣
刘晏（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朝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自幼天资颖悟，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李隆基在泰山封禅，年仅九岁的刘晏献颂文到玄宗驻处，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文章感到惊奇，令宰相张说考察他一下。张说多方考察后，对刘晏的才华也大为惊奇，称赞道：“真是国家的祥瑞，未来的栋梁。”玄宗当即将刘晏带至京城，封为秘书省太子正字。刘晏随即成为新闻人物，名士显达竞相邀请、访问，“号称神童，名震一时”。天宝年间，刘晏升任夏县县令，到任后，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常常深入乡间田头，安抚百姓，尽力扶持生产，他虽没有督缴过赋税，但百姓缴纳赋税却没有违期的。三年后刘晏夏县令任期满，经考核被推举为贤良方正，授任温县县令。贤良方正指德才兼备的好人品，亦是唐代科举考试制科的名目之一。我大胆推测，刘晏九岁因献赋而入仕，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总感到是个遗憾，任夏县县令期满之时，正好赶上国家制科考试，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唐代制科，是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这种考试名目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详明政术、军谋宏远等科。考中后，现任官吏可升迁，未任官者由吏部授官。刘晏考中贤良方正后，升任温县县令。刘晏由夏县县令转任温县县令，不是平调吗，怎么说是升任呢？因为唐朝州与州、县与县的级别是不一样的，依人口多寡、辖境大小、地位轻重及经济开发水平的高低，划分等级。《通典·职官典》记载：“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具体地说就是，“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州等级的划分原则也大致如此，“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温县和夏县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笔者没有考查过，但温县比夏县的级别高是肯定的。刘晏在夏县和温县任上，勤政爱民，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皆有善政可供记载，人们纷纷刻碑传诵。
天宝十五年（755），刘晏历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升任度支郎中，管理江淮租庸事务。至德二年（757），刘晏参谋平定李璘反叛后，相继调任杭、陇、华三州刺史，不久升任河南府尹（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唐朝府的长官称“牧”，常由亲王挂名遥领，实际主持府政工作的是“尹”，河南府尹即河南府的实际长官，其职掌同于诸州的刺史，只是规格比刺史略高。上元二年（761），升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管理度支、转运、租庸、铸钱和盐铁等事务。自此刘晏执政唐朝理财近二十年（761--780），为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刘晏理财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实施理财措施的指导思想是“以爱民为先”，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着眼于广开税源，在民众还能承受的限度内谋求大利。他对当时国民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整顿。第一，重视运用商业原则，进一步改革盐法。取消了各州县所设的盐官，调整了专卖制度，规定只在产盐地置盐官，统一收购亭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刘晏改进盐法，到唐代宗大历（766--779）末，盐税收入曾达到六百多万贯，比第五琦初创时增十倍以上，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第二，十分重视了解各地的经济情报，在全国各道设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做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每旬每月都要把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及时申报中央，使政府能及时转输谷物财货，调整物价，稳定市场。政府还在丰收地区用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平价粜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刘晏推行这种常平之法，使社会保持供求和物价稳定，减少了物价大幅度波动对社会的危害，使税收也比较有着落。第三，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广德二年（764）3月，刘晏亲自率人堪察运粮河道，疏浚了汴水，并按江、淮、河、渭各段水力的特点，制造坚固的漕船两千艘，同时训练漕卒和雇用船夫，改直运法为段运法运粮。这样不仅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提高了船运的效率，而且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日持久而又艰巨的劳役。刘晏能够既“广军国之用”，又“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确是难得的理财家。史称，“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军国之用，皆仰于晏”。刘晏因功授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册封彭城县开国伯，官至尚书左仆射，荣登宰相之位。但是，刘晏的理财措施，虽在一定时期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困难，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赋税征收中的混乱现象，还因此触犯了一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受到无情打击和政治陷害。建中元年（780），刘晏因奸相杨炎谗害，被敕自尽，享年六十五岁，天下冤之。值得一提的是，刘晏在整顿财政选贤任能的同时，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居家俭约，不异寒素，被奸人诬陷抄家时，抄出的全部财产，只有“杂书两年，米麦数石”。刘晏身居显位，执掌中央财政大权二十年，能做到如此清正廉洁，实在是我们东明人的骄傲和楷模。兴元元年（784），德宗渐渐醒悟，准许刘晏的亲属安葬刘晏；贞元五年（789），“帝悟杀晏之非，方录执经，授太常博士”，“录宗经，授秘书郎”。也就是为刘晏的儿子刘执经和刘宗经都安排了工作。虽然“太常博士”只是掌引导舆，掌管祭祀之事的从七品上小官，“秘书郎”也不过是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员的从六品，品级都不算高，但也表示了德宗皇帝当初错杀刘晏的悔意。
进士及第 步入仕途
刘晏善于教育子女，所以终唐之世，南华刘氏为达官显宦者连续不绝。刘晏长子刘执经先后任比部（即刑部）、吏部员外郎，官终吏部郎中，从五品上，相当于正司长级别。刘晏少子刘宗经，字仲儒，累迁给事中，宪宗元和元年（806）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元和四年（809）迁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主管全国教育行政，总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学及地方学校，职权比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还要大些，足有资格安排儿子做官了。唐代用人取士制度，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科举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叫常科，也称常举。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常设的仅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普通庶族子弟经过数年寒窗苦读，一朝进士及第而荣登士族，从而改变家族的身份，但这条道路异常艰难。而贵族官僚的子弟，除科举考试以外，入仕的途径则有许多，凭借祖、父辈的功勋循例而门荫为官就是其中之一。当官的都希望“生子当如孙仲谋”，能走科举正途入仕，而儿孙辈总是不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只得给他们荫补，甚至不惜科场作弊、花钱买官。但刘宗经的儿子刘濛，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学识超人，是太学中的尖子生，坚持依靠自身的努力，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唐朝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多为学馆“生徒”和“乡贡”士人。“生徒”是在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保送参加常科考试。“乡贡”是地方上自学者向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合格，举送中央参加常科考试。每年应试的考生，常达八、九百人，多者超过一千四、五百人。考生们根据自身的学识能力选择，是参加明经科试还是参加进士科试。明经科试着重帖经墨义，着重儒家经典的背诵，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即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明经科比较好考，但是考上之后常常做不了大官。进士科除考试经学和时务策外，还要就特定的题目加试杂文（即诗、赋等）。“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需要考生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两科比较，进士科比明经科难于考取，“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选举典》）。唐朝进土科一般每次录取二、三十人，多则四、五十人，仅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所以当时流传着“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说法。意思是说，五十岁考中进士就算是年轻的进士，而三十岁考中明经就属于年老的了。进士科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在于其含金量高。唐太宗以后，大多宰相乃至一般高官多是进士出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遮言·散序进士》），直接影响到一代士风。后来进士科独盛，士子更是趋之若鹜。许多士人都热衷于进士科考试，但绝大多数由黑发给考成白头也没能考中进士，一旦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头”或“状元”，视为“登龙门”，进士科受推重，由此可见。唐代进士及第后，常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进士及第又称为“雁塔题名”。大诗人孟郊曾作《登第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总的来说，进士及第非常难得又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