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杜甫又怎么可能不会写飘逸洒脱的诗呢，从少年时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到暮年时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的飘逸是五陵年少的底子，是大唐盛世的余波，但是，现实的动荡却使杜甫不能只流连于艺术和美的王国，那残酷与温暖并存的人世间才是其心之所系。故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又能何妨？“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又能怎样？杜甫心中，只有那足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他把对于这广厦的期盼写进了诗中，于是，他的“诗”也变成了“史”，这“史”中，是杜甫的一片丹心。（吴辰）
来源： 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