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陕”之后，召公掌控周王朝王畿之地，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而所有关于周公的猜忌都会大大缓解，“三监”叛乱的借口也不再堂而皇之；周公则掌控今洛阳及东方广大地区，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平叛战争。
由此结果看，“分陕而治”实在是高明的双赢措施。
两位朝廷重臣之间的信任，朝廷上下形成共识，平叛战争取胜成为必然。周公东出征伐，用了两三年时间，打败叛军，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随后，周公继续向东用兵，征服与“三监”遥相呼应的淮夷徐、奄、薄姑等方国，将周朝势力拓展到长江流域。东征之役，一举荡平武王伐纣后所有不稳定因素，为周王朝走向安定强盛奠定了基础。
开创“成康之治”
洛阳周王城广场，“周公营造洛邑”巨型雕塑气度恢弘，一般都认为，营造位于今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城，是周公所为。但从《尚书》中周初诸诰看，召公也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他身为太保，“燮理阴阳”是职责所在，先于周公勘察营建洛邑地址，以龟甲卜新邑之吉凶，并测量地形，测定城郭、宗庙、宫室、朝市建筑物的方位，参与了新都的整个营建过程。
天下安定，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随即还政成王。数年后，周公病逝，召公的地位越发重要。又过些年，成王也病逝，临终对太子很不放心，把他托付给召公、毕公、毛公。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责任重大。“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此时，他已经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年事已高，却仍勉力处置政事，教导新君。他“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吸取教训，处处把握分寸，避免僭越，立康王的典礼上，“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
对于康王这样的太平君王，召公唯恐其不知创业之艰难，反复申说王业来之不易，告诫康王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治天下。
经历商周之变，召公对兴衰有着切肤感受和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殷商自有“天命”，但却被周取代，这说明“天命靡（无）常”吗？因此，不能只依赖天命，还“不可不敬德”，要借鉴夏代、殷代得天命而后“坠厥命”的教训。作为天子，虽接受天命，若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其国命便不会长。接受天命后，必须敬德保民，“矜细行”而成“大德”，才不会使国家“坠厥命”。召公强调勤勉修德，并作为治国前提的思想，这对后来儒家“修齐治平”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召公“宁劳一身，不劳百姓”，宁愿在甘棠树下搭草棚办公、住宿，并非偶然，而是他执政思想一以贯之的结果。
在召公等人的辅佐下，周康王时期成为周朝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天下安宁，刑具四十多年不用。后人把这段时期与成王统治末期合称为“成康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