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召公，一般人会感到陌生。其实召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是一个被民间故事、传奇小说充分演绎的时代。
召公生活在商周更迭之时，他跟姜太公是同事，跟周武王、周公更是一家子。
光怪陆离的《封神榜》，令姜子牙盛名不衰，也令那个时代引人注目。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召公啥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召公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古史料往往极其简洁，人物事迹语焉不详。相比而言，关于召公的史料相当多，《尚书》、《诗经》、《史记》等，都有相当篇幅记载了召公的事迹、言论。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周官》、《旅獒》、《金滕》、《召诰》、《君奭》、《顾命》诸篇，都与召公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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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近年整理的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其中《诗论》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这部《诗论》惜墨如金，共评说了约60首诗，有的诗仅有一两字评语，而关于《甘棠》的评论，却不厌其烦，反复申明其意，20支竹简中，有五支简提到《甘棠》。足见孔子对这首诗、对召公的重视。
从上述史料看，召公在周初地位崇高，在周灭商、周公平叛等重要事件中，功勋卓著。他是个长寿的人，在周朝“第一代领导人”纷纷谢世之后，他的地位愈发重要，促进了周朝的安定强盛，为“成康之治”的出现贡献良多。
“主持”革命成功典礼
召公，也叫邵公、召伯，姓姬名奭（shì），西周初年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燕国第一代国君，召、邵、燕等姓的始祖。
关于召公的家世，历来有两种说法。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姚学谋介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是周的同宗支系，普通的姬姓贵族。而《白虎通义》、《谷梁传》等，则说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哥哥。一般认为他是文王的庶子。
在周文王时期，姬奭已颇有作为。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杨书忠、刘安璋介绍，按照史籍记载，文王曾命他南下巡访江汉诸国，“搞统一战线”。后来八百诸侯会盟津、战牧野，其中不少来自今四川、湖北的小国，说明姬奭的外交活动相当成功。
周武王迁都后，将岐山一带分封给重要大臣，姬奭的采邑叫“召”，因此被称为召公。
武王伐纣时，召公参与其事，功勋卓著。《诗经?大雅?召旻》作于周幽王时，痛惜当时再也没有召公那样的大臣，其中追述召公伐商之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召公更多的战绩，史籍阙如，不过牧野大战后，在周军进入朝歌城的仪式上，却显现出召公的地位：“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他和周公护持周武王左右进入朝歌。在随后举行的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担任“主持人”。后来，他又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召公奭是武王伐商大业的重要助手，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随后，召公受封燕国，但被留在朝中任职，以长子代行燕君之位。
灭商之后仅两年，周武王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并不稳固的政权。其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代行王事，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相传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也就是说武王有90多个兄弟，这些人大多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心，尤其管叔等“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
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所谓“三监”，武王灭商后，将商王畿分为三部分，分别由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统领，监督殷商遗民，防其造反，称为“三监”。“三监”手握重兵，又与纣王之子武庚勾结在一起，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支则是担任太保的召公，他在朝廷中举足轻重，有相当的号召力。
此时，周公内外交困，初生的周王朝面临巨大危机。
“分陕而治”安天下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院内，玻璃钢罩着一个三米多高、大树般粗细的石柱，这就是著名的“周召分陕石”。
“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陕县张汴塬)。“周召分陕”，就是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据姚学谋介绍，这个石柱原立于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再后辗转收藏在了虢国博物馆。石柱上刻有文字，已漫漶不清，据考证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
“周召分陕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当时却极为重要。成语“分陕之重”，即能让人掂出分量。“周召分陕”，意义极其重大，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备受怀疑的情形下，这个举措稳定了人心，为初创的周朝走向安定富强奠定了基础。
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周公，处境很艰难。“三监”与武庚都别具用心，作乱如箭在弦上，势所必然。而如何赢得召公等朝中大臣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决定平叛成败、决定周王朝安危的关键因素。
当其时，周公必须说服召公，让他为自己解除疑虑。《尚书》中的《君奭》，就是周公专门为说服召公写的。如《史记》所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这篇文章中，周公开诚布公，列举古之贤臣表明心迹，希望召公明察自己，与自己和衷共济，带领周王朝走出危机，成就文王、武王未竟大业。
从现存史料看，周公赢得召公信任并不容易，经过几次反复，召公“乃说（悦）”，相信了周公的忠诚。而“周召分陕”，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我没能查到研究者对两者因果关系的论述，但据我个人推测，“分陕”与赢得召公信任，这两者当有必然联系。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仅凭语言的承诺，一般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而“周召分陕”，则让周初的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由周公摄政、大权独握，演变成周、召分别掌控周王朝关键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