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贤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国家政治上，一听说哪里有贤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说‘那些官员都是朝廷重臣的亲戚、朋友’。但是你们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讳和回避，古人说，‘推举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仇’，只要推举的人是真正的贤才。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举。”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点，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差错。君子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点，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铅刀上那一点锋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赞扬小人的优点，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子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蒿兰的不同，但不能进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爱护百姓，广开言路。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君子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点，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子会很失望。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结果反使君子受怀疑，小人得志，那么就会君臣失序、上下隔阂、国家混乱。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虑，喜欢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流，善恶无别，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臣子中间，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对国家极为有害，这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如果不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改正。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悔之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静的水面做镜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百姓们的议论，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