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人祸，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护佑，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善战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对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行，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我怎能调出五味？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