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词风格不同，定位不同
从诗词的起源上看，两者原本都是来自民间，是劳动人民的小调，类似古代的“劳动号子”。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登大雅之堂之后，两者又都成为文人的宠儿。虽说都是“笔写心声”，但窃以为准入门槛不同。神童终究是神童，不是神人，还要受限于自己的诗词水平。
诗，志也。从言寺声。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词的规矩，古代依从“平水韵”。所谓平水韵，也不过是前朝韵书的重新整理削删，从陆法言到王文郁，韵书的整理和规定，势必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
诗可以溯源到《诗经》，大概在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开始探索比“赋”更轻盈的四言诗、五言诗，到隋唐，有七言近体诗，至此，终于正式确立了诗通行于世的体裁规范。
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
词的发展起源于盛唐，教坊司的歌儿舞女编奏的曲子有专门的御用文人填词传唱，起初是不入流的，发展到宋明，已经成为正人君子乐见的文学形式。其词牌名并没有一定的规范，有些是原本的题目，如“长相思”，有些是摘取句意，如“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有些是原本就有的曲子，如“菩萨蛮”。
简单地说，词是在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会词，也就不难作诗，学会诗，却不一定会作词。从字义上讲，更为显而易见。
诗，只需要把心中所思所想写出，再辅以有限的规整，凡三五七言，皆可成诗。例如，仲永……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成人的标准，方仲永的诗至多是文笔稚嫩，四平八稳。
但你无法想象一个小孩子写词能写出什么令人称赞的东西。诗最多有三五七言的规范，但词光是词牌就有几百个，每个不仅格式不同，还有各种潜在的限制，怎么选？
况且，词讲究意在言外，非有一定的经历积淀和读书阅历，不能出好词。词，是才子相公消遣的慨叹，是纨绔生涯的点缀，是粗增大布的自嘲……但都是多姿多彩的锦上添花，而没有机会成为一张白纸的雪中送炭。
从风格来说，诗更稳重而可学，词更多变而不可学；从定位来说，词是“诗之余”。何解？古代学而优则仕，经济文章是正道，诗词是小道。在这一“鄙视链”里，词垫底。因此，作诗对孩子是更简单的，更直接的。
从两者的发展历史上看，诗的时间远远超过词
对于古代常有神童写诗，少有神童写词，前文已经说明诗词发展历史的不同，这里还想赘述几句。明代说“诗必盛唐”，这是对盛唐诗歌的肯定，反映的现象是，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熟。与此相反，词的词牌理论上可以随着词的增多而增多，词无一定之规，直到北宋中期，词在体裁上还能够有变化。
唐朝诗人
像这样不固定的体裁，即使神童接触了，也不被鼓励作词。仅仅从唐宋来讲诗词，未免狭隘。同样发展到今天，诗比词拥有更充分的发展时间，是不必烦言了，而唐诗宋词之后，促进元明清诗词发展的硬性条件里，诗也更占优势。
诗词的发展，依靠隐逸之人的爱好和坚持毕竟不靠谱，最为强大的支柱是有诗词参与的科举事业。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科考的标准之一。宋代熙宁变法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诗，从科举中短暂退出。元代科举制度遭遇了莫大的挫折。明代重整山河，明清八股文设置了“试帖诗”。
科举
这就是说，诗，自发展成熟以来，长期作为取士的辅助，存在于国家组织的大型考试里。而不是词。另外，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作为主要汉族精神文化成果的创造者的读书人仕途失意，元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词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标志。
也就是说，首先，词的发展时间比诗短，其次，词不受人重视。一来是没有国家方面的保障，二来是文人 “见异思迁”，词又丧失了民间的基本盘。
但需要注意，词在中国的盛行时间只有两宋前后两百年间，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不吃香。神童哪还有时间作词呢？
官方的教育、宣传限制了“神童词”的出现
前面主要讲了词相对于诗的“先天不足”，其实人们之培养神童的方式方法和时空坐标也是有神童诗没有神童词的关键。
比如说，宣传有文化的神童的，一定集中在重文轻武的朝代——五代有诗也有词，后人知道多少有名的神童和他的诗作吗？再考虑到诗词的发展，则神童诗和神童词（如果有）的产生下限在清代，上限不早于六朝。
科举
而这样一个跨度颇大的时间段里，影响全国的文化因素是，贵族政治、科举大发展、三教合流、经学衰落，也就促成了道学（宋）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影响深刻的文化现象。这作用到神童身上，是鼓励人们投身科举，也就首先要保证科考的技术，写诗，而不是词。
众所周知，宋学的特点是世俗化、哲学化；宋诗的特点是有哲理；宋明理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八条目。可以说，官方的教育，就在鼓励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诗，不强求需要有经历有灵气的词，本身就区别对待了诗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