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语地名用字中最常见的是“那”字，“那”在壮语中是“水田”的意思。在现代地图上，这些含“那”字地名多至成千上万，例如那乐冲、那鲁、那洲、那龙等，散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之间，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适宜稻作。古代壮族居民习惯将“那”（水田）用于地名，说明稻作在古代壮族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那”字地名的分布也显示古代人工栽培的水稻在华南和东南亚的地理分布，这些地名的历史也为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供了间接证据，而这些地名的繁复表明古代壮人稻作文明的发达。
地名与交通路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古代的交通制度也常常在后世的地名上留下印记。在秦汉时期完善起来的驿传制度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实施，在古代驿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以供来往人员休息、马匹更换之用。这些驿站的地名可以为追寻古代交通路线提供重要线索。
元代的驿传制度称为“站赤”，“站赤”是蒙古语的译音，明清以后简称为站，现代的车站之“站”即源于此。站赤的组织规模很大，能供欧亚两大洲交通。今天地名中以“站”为通名的以在黑龙江省最为典型。由瑷珲(清代黑龙江城)往西到嫩江县有二站、三站，由嫩江往北到漠河更有二十几个此类地名。
汉语方言表面上看起来纷繁歧出，细究起来却有相同的源流，这就是古代北方的汉语，所谓“雅言”。语音上听起来差别大，但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语素”是基本一致的。古代汉语从北方跟着移民扩散到南方各地，同时吸收本土语言成分，形成不同的汉语方言。汉语及其方言的主体是共同的，但构成成分是多元的，它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一样，都有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
语言和文化共生。由古暨今，广袤锦绣的中华大地养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也孕育了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及其语言。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日常生活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他语言和方言，共奏丰富多彩的中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