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是当前科幻作品的重要主题。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把瑰丽的文学想象逐渐变成真实可触的现实，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从小众文化走向大众娱乐，受到越来越多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甚至可以说，科幻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
科幻文学的人工智能转向
人工智能科幻不等于机器人科幻。机器人形象在影视文学作品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世纪，它们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智能，但今天的人工智能文学有着不同的面貌，体现在科学基础、社会背景、风格、内容甚至篇幅上。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资料图片
过去的机器人都有形体，属于“硬人工生命”；人工智能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可以是无形体的“软人工生命”。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逐渐兴起，与生活中的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引起公众的浓厚兴趣。这一发展过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科幻世界里曾经充满了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拓荒梦，星际传奇、太空歌剧、间谍小说、超级英雄等类型的作品追求宏大结构、传奇故事，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后工业社会“去中心化”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的肇始阶段，“赛博朋克”充当了中间过渡类型，它既包含宏大的架构，又有反乌托邦色彩，通常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被跨国集团主宰的科技世界，性格古怪的救世英雄隐藏在混乱的未来大都市底层。新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逐渐成熟，叙述上表现出“新写实”风格，常常描写平凡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以及技术对人格的影响，未来世界似乎就在人们触手可及的某个地方。此外，科幻文学在报刊连载的渠道逐渐减少，不少作家依靠中短篇取得了成功。
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主要围绕数字程序的人化和人的数字化生存，可以把这组议题形容为一段相向而行的旅程。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真的有交会的一天吗，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风险？科幻作家怎样理解两者的关系？
从反类型小说到“成长小说”
模仿人的意识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科学难题之一，人们并不确定“意识”究竟是什么东西。人脑结构极其复杂，包含的神经元和突触数量如恒河沙数，发生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转化。在完全复刻这套系统之前，我们只能用程序在类比的意义上模仿人的单一功能，例如战胜世界冠军的“深蓝”和“阿尔法狗”，它们都只会下棋这一件事。单一功能的人工智能用机器学习技术修正自己的算法，通过比较输出结果和预期结果来评估程序的效率，这一活动基于海量的历史数据。聊天机器人在回答问题后，会分析用户行为来获知满意度，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读用户的语言反馈，观察他们是否继续使用、重复使用和推荐给他人。
电影《人工智能》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戴维 资料图片
具备复杂功能的通用人工智能尚未出现，科学家们对它能否出现、何时出现的看法不一。另一个问题是：通用人工智能何时拥有意识？据说，这是经过不断迭代进化、系统各部分产生联系以后涌现的整体效应。只要我们不在人类的意义上使用“意识”这个词，把整合处理复杂信息并自我修正的能力等同于意识，人工智能就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像其他动物有不同水平和特点的意识一样。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泰格马克在科技畅销书《生命3.0》中总结了关注人工智能的三个流派的科学家：数字乌托邦主义者、技术怀疑论者（不看好其发展速度）和人工智能有益运动支持者（会考虑安全问题），还列举了通用人工智能在未来可能扮演的12种角色。这个分析框架对科幻作品来说略显复杂。对这项技术完全赞美和怀疑其发展速度的作家都比较少，影视、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大致代表了批判和谨慎的乐观两种立场。这些创作不一定单纯针对人工智能，而是代表对人与现代科技整体关系的反思。
持批判立场的人工智能文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早期的反类型小说，二是近十年出现的“成长小说”，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失控以及这项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是反类型小说的先驱，小说里的计算机HAL9000成为人工智能文学中反派角色的鼻祖，是对人类驾驭机器征服太空的传奇故事的解构。弗诺·文奇1981年发表的小说《真名实姓》则是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比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时间更早。《真名实姓》同样是人工智能故事的代表，想象了一个黑客侵入系统、逐渐实现意识上传的网络时代，男女主角与特工合作，消灭了企图控制世界的“邮件人”及其帮手，发现“他”不过是美国安全部门研发的防御系统的一个备份文件，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里未能清除，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产生自我意识。
“成长小说”类作品描绘了正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最具代表性的是格雷格·伊根的《水晶之夜》和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水晶之夜》讲述某研发者在硬件“水晶”中创造了一群形似蓝蟹的数字生命，加速其进化并试图操纵它们，帮助自己赢得现实世界的竞争，这一族群进化到掌握粒子物理学阶段以后，秘密设计了一场“宇宙大爆炸”，硬件的高温把这个微型宇宙的“主人”灼伤。《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同样围绕研发者的生活展开，他们创造的智能生命因缺乏娱乐性被市场逐渐抛弃，连日常栖身的数字平台也没有资金维持，为了给自己领养的机器人一个硬件身体，主人公不得不坐上了性用品公司的谈判桌。
对人工智能保持谨慎乐观的例子大多出自影视作品，与影片的市场考量有关。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艰难地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人类情感以后，往往会扮演人类文明守夜人的角色，例如《我，机器人》里的桑尼、《人工智能》里的机器人小男孩戴维。还有一类获得自我意识的数字生命认识到，无限复制的系统不具备死亡和繁殖能力，也就不可能进化和克服缺陷，因此在《攻壳机动队》里，从特工部门的情报程序中诞生的“傀儡师”选择了与另一数字生命融合。由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电影《机器管家》也有类似的放弃永生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