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料的文史*autumn
自从五月份城市新规出台，“摆摊”一度就成了流行词汇，一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并且赋予了它某种浪漫化的特质。还有人趁热去尝试了一把，可大多发现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残酷。这让我想起米切尔·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一本描写美国纽约街头非裔摆摊人生活的著作。
米切尔·邓奈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1992年他走向街头书贩哈基姆，1999年本书写完，大约花了六年多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常用的研究方法），最终呈现出了人行道上摆摊人最真实的生活。
在打开本书前，恐怕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读一本美国人写的20多年前纽约街头黑人摆摊的书？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意义吗？我想，本书之所以经典，除了所用研究方法的典型性外，还在于它描写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城市管理问题，这也是摆摊一直被诟病或者说被禁止的原因。
下面将通过三个方面来解读本书，来揭开人行道生活的外衣。
一、人行道上的自治秩序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周围的人行道上，有二十多非裔黑人在此摆摊卖书。他们大部分人脱离家庭，无家可归，酗酒或吸毒，是这个繁华城市地地道道的边缘人群。但他们不抢劫，不盗窃，通过从垃圾里淘书，然后卖掉来赚取生活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论白天黑夜都待在人行道上，这里自成王国。他们尽量不把警察牵扯进来，互相依靠以取得社会支持，形成一套非正式的秩序。
某些人代替了社区的作用，成为此地的公共人物或元老，教授、鼓励以及社会化青年人，起一种类似于导师的作用，通过对话，提出建议，但并不具有支配关系。
他们互相提供帮助与支持，使得一个又一个无法进入正式经济体系中的贫穷黑人，在这里通过拾荒、摆摊找到了控制自己生活一小部分的机会，尝试着成为自食其力者。他们在贩卖回收杂志以及与顾客的互动中获得了自尊，产生了融入正常社会的心理。
空间是有限的，位置有优劣之分。摊贩们根据城市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形成默认的地盘划分规则，比如先到先得，这时候你就需要早来，或者雇一个来提前占位置。
摊贩们互相认识，有一套不成文但默认的规则，发生争端自行解决，绝不把警察牵扯进来。人行道是他们的王国。二、人行道上的生活困境
人行道上的生活绝不是浪漫的，作为常年生活在这里的摊贩，会面临很多困境。
比如缺少面向公众开放的洗手间，附近的店铺秉持消费才能上厕所的规则，或者直接拒绝黑人使用厕所的请求，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比如个别摊贩对于过往女性语言上的纠缠，会引起当地居民对于安全的担忧，进而促进各种限制甚至于取消摆摊的政策的出台。
比如一些偷书贼来摊贩这里销赃，引发与书店的矛盾等。尽管偷书这样的越轨行为在报社、出版社乃至大书店都是常事，但作为边缘人的街头书贩要承受更多的指责，因为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是无序的，更具有犯罪行为的潜质。
对于街头书贩来说，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更大的困境则是地方政策的变化。三、在地方政策的空隙间求生存
1981年，32岁的市议员华莱士为了帮助一位本地诗人能够自由出售自己的诗歌与杂志，提出了《一般性贩卖条例》的简单修正案，并在当地报社发行经理们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被称为《地方法33号》。议员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警察们的普及，这条法案为摊贩在人行道上无证摆摊提供了法律保护。
十年之后，华莱士为了禁止摊贩，又提出了另一条修正案《地方法案45号》，摊贩们的空间被砍掉了一半，为了争夺空间，人行道上的生活进一步恶化。这就为当地政府取缔摊贩又提供了理由。
1961年，简·雅各布斯写下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认为人行道的社会情境很重要，尤其是其中的公共人物，他的行动能够让街道生活更安全、稳定和可预测，他们是街道上的眼睛。
到了90年代，雅各布斯的理论退居二线，占据主流的则是犯罪心理学家詹姆士·威尔逊与乔治·凯林提出的破窗理论。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在城市管理者的眼中，小摊贩就是那个破掉的窗子，需要及时把他们清除掉，修理好：制定明文法律，划分界限，种植人行道树木，加强警察的巡逻等各种手段纷纷上阵，一边压缩摊贩做生意的空间，一边施加各种外部压力。
这才是摊贩们最大的困境。虽然总有人在面对令人气馁的社会条件时选择放弃，但在格林尼治村街道上工作的人们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他们努力着，不放弃希望。一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有着不平等，都会有大量不符合正规机构要求的人。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该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边缘人驱逐出公共空间，而是应该创造福祉能够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谋生的机会。正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此书可以来减少人们对边缘群体恐惧、不安与偏见，也可以减少对底层“浪漫化的想象”。以后还有摆摊打算的各位，甚至说尝试任何一种你不了解的事物时，都不妨先读读本书，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