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六十年代末下放农村种田,七十年代长期在农村公社工作,对农村农民粮食情况比较了解。为什么那个年代那么多人种地,粮食还不够吃呢?
我分析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与现在相比差距很大,科学种田仅仅在使用农药、化肥方面及机械化耕耘比解放前有很大进步。但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中国当时近10亿人口的需要。我是居住在洞庭湖区的,那里称为:“鱼米之乡”。 按理说应该不缺粮食。可是当年老百姓描绘的现实生活状况是:“禾镰刀上壁,冒得饭吃”。意思是把新稻谷收割完后,早稻第一季打下的稻谷已全部上交国家了,收割停止后就要饿肚子。一般等晚稻收割才能有饭吃。洞庭湖产粮地区尚且如此,其余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当时粮食稻谷产量两季加起来大约八百到一千斤左右,比解放前翻了两三倍。但仍然满足不了当时人口膨胀发展,由抗日战争4亿人口(当年口号是四万万同胞齐抗日)发展到六七十年代人口已经翻翻了。尽管产量大量增加,计划经济的粮食仍然供不应求。
第二,农村粮食生产者的农民集体种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靠工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效果不尽人意,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地发展,这也是粮食生产产量赶不上人口需求的原因之一。那个年代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打下的粮食除开上交公粮和留下的种子粮,其余的按照人头平均和工分多少分配。举例来说,某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两百左右的人口。全年收获粮食数目按人头平均分配一部分,其余的按工分多少再分配。看似合理,其实很不合理。例如一个供销社的营业员,他有四个小孩未成年(当年把这种家庭叫直属户),老婆生病不能下田劳动,虽然他们全家无人下田耕耘,但他们分到的口粮,远远超过一对新婚夫妇,日日夜夜在田间挣工分的口粮,试想?这对新婚夫妇心里会平衡么?种田会有积极性么?
第三,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的“左倾”思想泛滥,限制、打击农民生产粮食和发展家禽兽生产的积极性,这也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粮食产粮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原因之一。当年喊得最响亮的左倾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除开集体劳动生产之外,其余的自留田、自留土及养鸡喂鸭、养猪等等副业生产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这样寻致农民肉、禽、蛋、油等物质奇缺,对大米的需求更多。例如我六十年代读中学,国家配给粮食指标为30斤左右,每天有一斤大米,但总觉得天天在饿肚子,因为每月很少吃到肉、蛋等食品,连副食品糕点也凭粮票供应,所以就觉得天天吃不饱。
第四,遭遇天干旱灾,水淹涝灾,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减产或失收,这也是粮食产供无法满足的原因。我在农村公社办公室工作七、八年,一个公社由于田地地势有高有低,因此几乎年年都有遭干遭淹的生产大队,特别是七、八月早稻快收割之际,几场暴水,田全部淹掉,已经扬花抽穗的稻谷泡在水中,辛辛苦苦几个月劳动化为乌有。每年开春生产动员大会,第一件事是分配“返销粮指标”和生产自救“开地仓”度春荒,防止饿死人的惨剧发生。所谓“返销粮指标”就是把上交国家公粮,返回给农民一部分粮食指标,农民自己靠养猪养鸡养鸭换来的钱,从粮站又购买回来。“开地仓”就是到湖泊地把水抽干,都去挖莲藕代替粮食度饥荒。就这样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以上就是以前那么多的人种田,粮食还是不够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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