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农村妇女在村庄公共场合表现得很贤惠，很少约束甚至鼓励丈夫在外活动，自己却很少抛头露面。然而，在公共场合表现得传统、贤惠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却举足轻重，她们往往是各种家庭关系中的决定者，并不会因为在家中表现出的狠劲和韧劲而受到舆论压力。这一点，与传统农村贤惠妇女的外来者身份、依附于夫家的形象颇有距离，与她们在村庄公共场合的贤惠、内向形象也不相符合。
▍宁波农村妇女的悖论地位与尴尬角色
宁波农村妇女的地位似乎存在悖论。在家庭中，她们较为强势，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婆婆、兄弟、妯娌的满意或不满意，甚至存在很多不太符合传统的不宽容、好争宠心态和行为，她们均能常常获得丈夫的默认或公开支持。然而，在形式上的大家庭中表现出争强好胜、寸步不让的妇女，在夫妻关系和核心小家庭中，却表现出近似传统的贤惠。尤其是她们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几乎不参与村庄公共领域，在外也一定给丈夫面子，虽然丈夫在家可能“怕老婆”。她们一方面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主动性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在村庄公共领域而表现出贤惠、消极、隐忍、内向、保守的特征。而我们通常说的贤惠，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温顺，与丈夫的恩爱和顾家，还有对长辈孝敬、对平辈的关爱等。宁波妇女这种“贤惠”又“不贤惠”、“强势”又“不强势”的悖论地位，恰是与荆门农村妇女“里里外外一把手”、“全部自己说了算”截然不同的地方。
我们通常认为，荆门农村妇女“里里外外都当家”（尤其是在家里管全家的财政，在家外管丈夫的交际）的状况，显示着农村妇女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毕竟，与传统妇女依附于男子（在满足男子传宗接代的要求后，方能获得立足于村庄和家庭的资格）、唯命是从的形象相比，荆门农村妇女“说了算”的当家人模样，确实显示了她们不再男尊女卑的人生境遇。然而，让我们困惑的是，何以宁波农村妇女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能够左右自己的丈夫，能够掌握主动权，但对外却又表现出如此内向、谨慎和保守的性格，只要涉及对外事宜，无论是自己的闲暇，还是丈夫的交际，都显出消极的处理原则。在“贤惠”与“不贤惠”的张力中，我们有必要对宁波农村妇女悖论地位的形成做一番探讨。
荆门农村妇女的地位之所以上升很快，这与荆门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密切相关。在原子化的村庄中，缺乏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村庄内传统的男性支配结构不再起强有力的作用，这为妇女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提供了可能。妇女根据现代性话语和相关利益诉求自由和独立时，不会遇到有组织性的对抗和压制，因此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容易独立，她们也更大胆、更能解放自己。然而，在宁波农村，村民关系如同荆门一样原子化，村庄中同样缺乏结构性力量，血脉亲缘不再是整个村庄构成的基础，兄弟间剑拔弩张、代际间疏离淡漠、妯娌间漠然，都是人们可以理解、舆论不再规制的现实，妇女却并没有如荆门农村一样完全解放出来。她们当然也受到了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其地位也有所提高，但与荆门农村妇女有着质的不同，她们在村庄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地位似乎存在着巨大张力和悖论。
这种悖论可以从宁波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中获得解释。她们的尴尬角色深嵌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从男女两性对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显性贡献率切入。宁波农村家计模式普遍是“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这受制于整个大环境，“女主外男主内”或男女完全同时对内对外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这种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分工模式当然有差别，男子确实是在外经商，而女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家庭主妇，她们也在工厂做工，尤其是家庭经济一般的人家。但是这份工作，对于家庭经济的意义，比较于男子的工作，是相当有限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决定性的意义上。这种有限性使得妇女的依附地位难以改变，其角色因此比较尴尬。
宁波一带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有着颇多的经商机遇，当地也有经商传统，这些使得当地男子除非天生有缺陷，都多有到外闯荡和打拼的雄心以及经历，“在家窝着也不像一个男人啊”。“男主外”在当地不仅有传统，而且有高回报的可能。尤其是在存在富人、经济分化明显的村庄中，出外经商打拼对一个感觉到社会压力的男性而言，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奋斗途径。所以当地不到50岁的男子，通常都在外闯荡做生意，只有50岁以上的打拼失败的男子，才甘于在村庄里做日收入100多元的小工。经商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的选择，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这使得村庄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分层。无论如何，经商是已婚男子奋起一搏，非如此不可的选择。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每个男子都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经商上，这样“男主外”就是必须的选择。
简单地用夫妻关系中的决策权、支配力等来讨论妇女地位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其实，在中国农村历来就有“老佛爷”式的女性权威，也有悍妇之类的妇女，她们在夫妻关系中占有支配地位，是当家作主的“角儿”，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社会妇女地位高。一是她们在妇女群体中属于少数角色，不具有代表性，且往往是各种民间故事讽刺的非主流角色；二是她们之所以能拥有决策权，是由于她们舍弃了女性特质，拥有了男性的性格特征甚至生理特征，充当着男性实际社会角色，在精神和生理上对传统女性角色有着双重否定，其主体性并未建立。
而当前荆门农村泼辣的妇女，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悍妇”，而是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荆门农村男工女耕或者男女同工的社会分工模式，使得男女两性提高了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男工女耕”的性别角色模式实质上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在当今社会的新表现形态，并认为它是“农业女性化”的具体体现，这影响了农村男女两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参与方式。但事实上，在“男工女耕”的性别角色模式下，妇女不仅自主意识得到了强化，获得了独立的生存能力，并形成了独立人格。男女两性对家庭经济有着同等重要的贡献，这为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奠定了经济基础。加上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和男子娶妻的高成本，女性更是在家庭关系中表现出较多的优势，这也为她们在村庄公共生活领域表现自我、释放自我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