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宁波农村妇女的贤惠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惠，她们的贤惠是在现有分工模式下，将梦想寄托于丈夫后不得不如此的“顾家”。在区域经济的背景下和村庄结构中，她们在贤惠与平等的张力中，无法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无法真正发挥主动性，也无法真正把握自身的命运。我们很难说宁波农村妇女的地位有多高。
在近百年时间内的沧桑巨变中，女性解放和自由的话语已响彻中国，并深入、内化到中国人的行为意识中；加上人口流动和外出打工带来的家庭核心化，女性就业的多元化，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传统的夫权观念已经非常淡化，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妇女，她们的父母辈早就受到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话语的熏陶，能够给她们更为宽松和自由的教育。这一批农村妇女早已不是“家庭奴婢”，她们获得了充分的家庭决策权，与丈夫以及婆婆争取当家作主权也成了过去的故事，即使是隐身于家庭生活之中的宁波农村妇女亦如此。不过，女性地位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和支配权，也不仅仅指她们能够参加公共性的劳动从而走出家庭；更在于无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私人生活领域，她们都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并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此一来，当丈夫在外拼搏努力时，小家庭的稳定就意义非常之大，“女主内”就成为妇女不得不如此的理智选择。每个尚未被真正甩到村庄底层的家庭，都有奋力向上流动的愿望，女子经商不如男子容易，而经商又最能迅速地带来家庭经济的腾飞，“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因此形成。也正因为这种定位，当丈夫在外娱乐休闲甚至赌博时，小心持家的妇女必须给男子交际的足够空间，因为“经商靠的就是人脉”，“不拖男人后腿”的贤惠形象和道德要求更得以强化。
正是以上分工格局使得妇女的角色颇为尴尬。她们囿于家庭之中，无论进工厂与否，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即便不是无形的，也是不值一提的和无关紧要的。男性的工作对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意义，使得妇女不会也无法将多挣钱当作第一要务，她们更需要做的是顾家。富裕家庭的妇女，打工收入往往是可有可无的，她们工作更多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在现有的“最佳”分工模式下，妇女不得不认为多挣钱更是男人的事情，不得不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男人的身上。
在守望男人的成功、隐身于家庭之际，妇女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小家庭范围内展示。也正是这样，宁波农村妇女的角色颇为尴尬，非常消极，她们只能扮演一个有力无处使的主妇角色。她们只需要做一点体面、轻松的工作，打发一下闲暇时光，补贴一下家用。如果丈夫一旦成功，她们这份简单的工作也可以不做，从而真正的做起闲太太；如果她们的男人再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也都老了，老年妇女工作起来可能更加卖力，也需要更加卖力。
而在荆门农村乃至所有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已婚男子若不在农闲时节外出做苦力小工，就会和妻子一同外出进工厂，做生意往往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且通常是小本经营，风险更小，回报也更少，这与宁波农村已婚男子从事的生意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荆门农村，不管是男女双双外出打工的家计模式，还是“男工女耕”的家庭分工模式，都使得男女双方的经济收入，对家庭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换句话说，因为在事实上，重要的不是工作的性质，而是工作收入对家庭经济的显性贡献率。与男人的收入比较，荆门农村妇女在家务农的收入即便少于宁波农村妇女进工厂的收入，但对她们自身的家庭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农民家庭因为有打工务农两部分收入，方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家庭因为有来自妇女收入的支持，而可以忍受外出务工的极低收入。这与宁波农村家庭是意义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
荆门农村家庭因为打工和务农同等重要，使得妇女做好本职工作——务农或者进工厂——的意义凸显，也使得她管制好丈夫的意义凸显。因为一个家庭要想过好，男女两性都必须参与到生产之中，而妇女管理家庭的积极性、主动性，更需要充分调动。荆门农村的妇女大闹丈夫的牌场，则不过是积极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制止任何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宁波农村妇女需要做好的只是家务，而不是在外管制男人，否则会适得其反，影响丈夫的形象。她们即使给在外娱乐的丈夫打电话，也不过是要丈夫在经营人脉的同时保重身体。
▍妇女尴尬角色背后的主体性问题
宁波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终归是妇女在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无奈选择。在理解这种尴尬角色形成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有必要对中国农村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妇女地位提高，主要着眼于她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中的控制力和自由度。而宁波农村妇女状况无疑对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挑战。仅仅看她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中的表现，无疑会认为她们与其他地区农村妇女一样，地位都在提高。但如果关注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就能注意到她们在“贤惠”与“不贤惠”的胶着中扮演的尴尬角色。在这种尴尬角色的背后，隐藏着妇女的“主体性”这一重新认识妇女地位问题的维度。
宁波农村经济高度发展，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程度也较高，打工收入与经商收入相比在当地显得相当的微薄。因此，通过经商获得向上流动的冲动和诱惑，以及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使得当地的已婚男子多外出寻找经商的机会，妇女则因经商明显不如男子有优势，且经商男子往往更需要一个“闲”内助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因此她们只能在做家庭主妇之外就近打工，或者干脆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们对家庭经济的显性贡献意义并不大。“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得到强化。
在这种家庭分工模式下，妇女就严重丧失了主体性。如果男子在外经商获得成功，由于“有钱了再婚很容易”，因此他们可以选择离婚后“挑选”一位更年轻的妻子。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男人并不会抛弃在家的妻子，而是夫妻百般恩爱，这样的妻子就很可能因丈夫的宠爱而在家庭和村庄内都获得尊严和体面感，甚至成为村庄内最善交际和最跋扈的妇女。若男子在外闯荡失败，带着空空的钱袋和失落的情绪返乡，守候在家的妻子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不可能离婚再娶，毕竟婚姻的成本对于处于困境的男子来说是很高的。在家的妻子因此在家庭中有很大的权力，但在家庭之外却因丈夫和整个家庭处于村庄底层而无法获得足够尊重。她们日渐成为说不起话、交不起朋友的角色，连到小店娱乐打牌都小心翼翼。她们无法在村庄中获得尊重和体面感，只有黯然地退守在家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