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俊霞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导读]家庭伦理剧中,婆媳关系常成为着重描绘的张力,儿媳面临张扬跋扈的婆婆只得忍气吞声,丈夫的愚孝和拎不清更让人恼火,直到媳妇熬成婆,又卷入下一轮的代际斗争。只是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的主要受众,婆婆们开始觉得婆媳的关系编排有失偏颇,他们既不能干涉儿媳的生育,亲生的儿子也“胳膊肘向外”对儿媳鼎力相助,在中西部的荆门农村,当地老人甚至认为现在进入了“女权时代”,男性在公开场合坦然承认为“妻管严”,被吼骂也觉得不丢面子,而男性在村庄公共政治舞台上形成的决议,妻子们可以通过骂人、哭闹、撒泼等“搅局”方式予以否定,而这与当代家庭经济模式--男女两性都必须参与到生产之中(双方外出务工,或是“男工女耕“分工),带来的女性地位增长密不可分。
笔者发现,反观经济发展较好的宁波地区,女性的地位出现“拧巴”现象,她们虽在家庭关系中(婆媳、妯娌等)能够左右自己的丈夫,但对外又表现出贤惠、温顺等传统妇女的形态,并羞于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笔者指出,这与宁波经济发展较好,经商风气有关,男性相较女性经商机会更多,更容易扮演使整个家庭“一飞冲天”的支柱角色,女性虽然也同荆门妇女一样,可在外务工,但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相比经商相当微薄,导致宁波妇女丧失主体性,被迫扮演“有力无处使”的主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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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地位:宁波与荆门的比较
中西部农村中,荆门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非常大,首先因为她们在家庭中扮演了积极而又有决断力的角色。荆门农村的妇女往往是家庭中当之无愧的“当家人”,当地老年人甚至认为现今已经进入“女权时代”。这并非一句夸张的玩笑话。做了公婆的中老年人,通常能最先敏锐察觉到妇女地位的提高。按传统规矩,代际间长辈更有权威,小辈必须恭敬,若势态突然发生逆转,对他们的冲击最大,他们的感受也最强烈。以生育决策为例,妇女越来越有主动权,她们的生育行为越来越“由不得老人”,政府宣传的“男女都是传后人”早已实现,独生女家庭在荆门农村20年前就已常见。对此,老年人只能摇头说“一辈管一辈”,他们早就不再有干预儿媳生育的能力。
公婆与儿媳公开吵架在荆门农村已成常态,经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婆媳冲突剧烈时期后,公婆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他们越来越让着媳妇,2000年后婆媳公开吵架也有所减少。代际冲突往往能够凸显夫妻关系的状况:势均力敌的婆媳吵架时,丈夫偏向任何一边,都可能闹出大事,所以“和稀泥”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如果丈夫站队时“立场”有问题,被妻子数落,则表明在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但在当前荆门农村,公婆已渐渐不敢与儿媳吵架,儿子常常公开或隐蔽地对老婆鼎力相助,父母再也无法约束已经“背叛”的儿子,儿媳成为家庭中理所当然的主导方。
在家务的分担、家庭财务的决策、子女的教育等各方面,妇女都在取得更多的权利,甚至成为当之无愧的主管。当前荆门农村的夫妻关系中,妇女唱主角、妻唱夫随是普遍现象,公然表现出怕老婆的男人越来越多。正因此,很多老年人常感慨,住到女儿家比在儿子家更自在。传统社会中,怕老婆的男性在村里往往是被嘲笑的对象,也是各类民间故事中被捉弄的对象。但在如今的村庄语境中,怕老婆越来越是正面和积极的,越来越得到村民的认可。男性在公开场合坦然承认家中老婆作主,愿意被老婆管束,被“悍妇”吼骂而不觉得丢面子,这些都是普遍现象。
在家庭领域之外,即村庄公共生活中,荆门妇女也有着更多的参与能力。她们在村集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舞蹈队、文艺队中,也体现出相当的自我表现的勇气。农闲时节,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甚至去稍远的茶馆打麻将的妇女由丈夫接送,这都是村庄中再普遍不过的事情。荆门农村妇女在丈夫辛苦打短工时自己可以“好吃懒做”,却仍然在家庭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她们的强势地位与其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度常常并不一致。此外,虽然她们并不直接参与村庄政治和村庄治理,但对于丈夫在村庄公共政治舞台上形成的决议,她们可以通过骂人、哭闹、撒泼等“搅局”方式予以否定。这体现了荆门农村妇女大胆、泼辣的一面,她们在村庄公共舞台上越来越不可忽视。
与荆门农村妇女不同,宁波农村妇女似乎仍然过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村里的多数中青年妇女虽然在附近工厂打工,但回家后就忙着家务,做饭、洗衣、辅导小孩等,周末如果不出去购物,也不回娘家,多是在家做全面清洁。富裕农户妇女不用出去打工,而是成天在家忙家务。当地中青年男子多在外做生意,但无论是一般家庭还是富裕家庭的妇女,都不会过问丈夫在外的生意情况,田间工作也多由男子承担,多数妇女对自己家田亩的具体数目都不清楚。
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妇女们极少外出交际,也很少随同丈夫外出玩乐休闲。当地农村男子有生意伙伴、麻将朋友、钓鱼朋友等各种圈子,他们隔三岔五地聚会喝酒,妇女却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富裕家庭的妇女可能有朋友和聚会,但也局限于几个富裕家庭太太之间,频率也很低。妇女们除了做家务外,就是看电视、做刺绣、上网、逛街等。她们很少串门,也很少去小店打麻将,因为她们认为串门不方便,在小店说话又人多口杂容易生是非,所以即使娱乐她们也局限在家里独自进行。
至于各种集体活动,村里的妇女更是羞于参加。2008年,镇里要求各村组织一些妇女活动,但活动就是组织不起来。村里请来了教练,配备了音响设备,结果只有一个自然村组织起来了。这支跳舞队的三位妇女也告诉我,她们很不习惯抛头露面:“看别人扭也不好意思!”负责组织工作的妇女主任也腼腆地说,因为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自己只有硬着头皮做。另一个自然村的负责妇女告诉我,去年为组织跳舞,自己每天下班后就去场地等候大家,浪费了许多时间,还落下埋怨,参加的人又总是只有两三个。因为觉得在公共场合跳舞麻烦,也不愿意转移到农户家里,都说在别人家院子里跳更不好,妨碍别人生活,看样子今年更难组织了。显然,与在公共场合有滋有味地排练和表演节目的荆门农村妇女相比,宁波妇女更显出贤惠、羞涩、内向的家庭主妇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