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委员建议产假延长3到6年，如何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宋治平的建议引发关注，屡上热搜。她建议，产假延长3至6年，以便于孩子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前能得到好的照顾和教育；减免二孩入园、入学费用等，同时给予一定补贴，减轻二孩家庭的经济压力；鼓励企业聘用女性职工，同意产假女工停薪留职并继续发放五险一金，但必须减轻企业负担，政府可通过退回企业总社保比例数额来给企业补贴。
可以说，宋委员为女性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原有的产假（128—158天）延长至3到6年，漫长的产假期间不仅可以停薪留职，还有五险一金，加上二孩入园、入学费用减免，经济压力大大下降。这一愿景若真的能实现，估计女性的生育意愿会有立竿见影般的提升。但大部分女性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是惊吓。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留言：这样还有哪家企业敢招聘女性？
生育是有成本的。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越高，女性就业越困难，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企业雇佣员工，就是需要他创造经济利益。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利益，是企业的生存之道。而女员工休产假，企业不仅要分摊生育的物质成本，比如支付生育保险和停工停产期间的工资，还要承担一些难以衡量的隐形成本，如工作的衔接、人手的紧张，或者因人员的缺位导致项目的停摆、找到合适的人来替工等。如果仅仅只是延长产假，不触及企业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和实际困难，企业肯定会想方设法地将成本转嫁出去，最保险的方法便是少雇佣甚至不雇佣女性员工。
从采访来看，宋委员对这一现实的矛盾认识得很清楚，她提到，女性员工因为要照顾孩子，经常存在请假、不能出差等情况，确实给企业带来诸多不变。国家可以考虑出台更多二孩福利政策、解决女性就业难的政策，“否则一味让企业承担压力,结果可能会间接造成不利女性就业得因素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减少。”也正是为了避免因无法接送孩子而造成女性员工离职，宋委员提议将幼儿园、小学放学时间延长至晚6点，便于父母下班后接送。
可即便理解企业的困难，女性就业的尴尬，也提倡国家需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但宋委员提出来的核心解决办法——延长产假3至6年，同时为产假女性发放五险一金等，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按照她的建议，女员工是能多享几年清福，孩子能健康成长，但企业却要为之承担巨大的成本。以往舆论呼吁将产假延长半年到一年，企业尚且都叫苦不迭，一些女员工害怕失去工作，即便有政策护航，也不敢多休，宁愿提前上班以保住饭碗。若产假一下子延长好几年，员工3到6年不工作还能照拿工资补贴——试问有几个企业可以负担得起，又有几个员工敢休呢？
当然，宋委员也提出，要减轻企业的负担，比如政府可通过退回企业总社保比例数额来给企业补贴。但相对于企业付出的有形无形的生育成本，这部分钱可谓杯水车薪。说到底，还是让企业为扩大的生育福利埋单。这种“慷企业之慨”的建议，只是看上去好美，实际上毫无操作空间，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女性都没有好处。
产假能不能延长，能延长多久，关键是看生育成本由谁来兜底。让企业来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女性生育的不仅是家庭的后继者，也是未来的纳税者，是国家的人力资源，对国家来说是利好，但短期来看，对企业却是利空。按照谁获益谁承担的原则，至少国家在女性生育扶助上，应该是出力更多的一方。现实中，恰恰是公共财政承担得还远远不够，企业承受得过多，才导致女性员工越发被排斥于职场之外，遭受残酷的“母职”惩罚。
遗憾的是，尽管全社会意识到了生育的紧迫性和女性的就业困境，现有的各项建议，仍是在个人及企业上下功夫，总希望企业承担得多一点，更多一点。虽然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是无条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能危及企业自身的生存。企业只有先活下来，发展壮大，才有余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然而，中国95%是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要生存下来，它们势必要千方百计地缩减成本，招聘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其实，这些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已经履行了最大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一下子对它们要求太多。何况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加上疫情的冲击，很多企业还在生死的边缘挣扎，任何一点多加的负担，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如果把企业搞死了，哪来的就业，有哪来的产假和后面的生育福利呢？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不应该只成为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生育成本的问题，不是企业发扬风格、乐于奉献就能解决的。政策也好，建议也罢，不能“慷他人之慨”，公共财政若不能切实分担生育的成本，不能从根本上减轻企业的负担，延长产假对女性员工而言就不是福音，而是地雷，这意味着她们将遭受更加严酷的职场歧视，最终的生育成本将转嫁到了个人身上。不去触动现有的成本分摊机制，将产假延长3到6年，无异于一厢情愿、痴人说梦，恰如糖衣包裹的砒霜，表面很甜，但真的要人命，这是我们需要严格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