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你最喜欢什么地方啊？” “睡觉。”
“你喜欢日内瓦还是巴黎？” “第一次嘛，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觉得云南怎么样？” “里面有很多材料，学生。”
这时的母亲已经到了认知症后期，几乎完全丧失了表达能力。虽然还能“认得几个字”，但已经无法连接成句，因此也就不可能读懂报纸了。尽管她曾是新华社驻巴黎分社记者，半辈子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母亲的病情在一天天发展着。公园里，与陆晓娅年纪相仿的低龄老人们，扎堆唱歌、跳舞、踢毽、打球，一派生机。她回头看看身边的妈妈，欢乐的人群近在咫尺，母亲却仿佛只是看客。湖面上的“大黄鸭”，大自然的绿柳红花与清新空气，也没能让母亲小小振奋一下，那双正在枯萎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神采。
生活是由一个个细节构成的，细节支撑着照护者走下去，也会在不经意间摧毁照护者的心理。慢慢地，母亲已经认不出来眼前人是谁，连表达都变得难以理解，但却还是需要有人陪着。否则，日落降临，光线变暗，会激起她心中强烈的不安，唯有通过吵闹、发脾气、嘶吼等方式宣泄。
当体面的知识分子突然开口说出粗话，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发脾气，往往让悉心照护她的家人很受打击。虽然陆晓娅知道这是母亲生病的表现，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情绪低落，“再也不想在妈妈身边待着了”。
她心里有声音在说：“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陪你，你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
在陆晓娅看来，子女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有来源于生活的沉重压力。照顾自己的父母，所以这里的真实感觉是不能为外人道的。
外人看到的，是孝顺的女儿，留给自己的，是被放弃和牺牲的全部自我。
一次次努力付之东流，照护者也因此精疲力尽。陆晓娅心中充满了委屈，脑海里有貌似正确的声音不断指责：“她是病人，你不能把她当成正常人来对待。”“她是你妈，她生了你养了你，现在她生了病，你应该放下一切来陪她。”
实际上，陆晓娅怕的不是陪母亲，而是被“耗着”。如果是和母亲面对面坐着聊天，一起看电影，或是欣喜于一朵花开按下快门拍照，都会让陪伴和照护变得有意义。现实是这些都做不了，她只能陪母亲坐在那儿“胡说八道”或是站起转圈，这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流逝——一分一秒，她的生命也变成空白，无法保持精神上的活跃，这是让她特别恐惧的。
养老院困局
在中国，“养儿防老”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
做出送母亲去养老院的决定，陆晓娅用了三年时间。
状态尚可时，母亲不愿意承认自己健忘、老去、需要人照顾的事实，自然也就对这一提议不置可否；意识不清时，“家”是她的领地，“衣柜”是她的藏宝库，是让她感到最熟悉、最放松、最安全的地方，没人能将她拉离。直到母亲已经基本不认识人了，对环境也不那么敏感了。
事实上，母亲的大脑已经无法理解要往何处去，就连女儿提起“明天咱们去上次你去过的那个漂亮地方”，她也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没有伤心，没有难过。
这家养老院就开在妹妹家马路对面，前来探视很方便。开业至今，认知症老人区已经有了十多个老人，护理人员白天带着一帮认知症老人到楼顶晒太阳，参加集体活动，比以往的居家生活热闹许多。妈妈喜欢有人和她说话。
养老机构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照护者的压力。后期将母亲送到养老院后，陆晓娅姐弟仨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反而更有能量去陪伴母亲。
陆晓娅和妹妹会常专挑饭点的时间来，一来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二来喂饭时能够跟母亲更亲密的相处。虽然陪护时间少了，但陪护价值变高了，子女也更愿意经常来探望老人。
但是对于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养老是首选，只有无儿无女的鳏寡老人才会心甘情愿在养老院度过余生。
△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一不小心，子女就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责。
当朱玲第一次向患有腿疾的父亲和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提起关于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时，父亲要么不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将“先治腿”作为挡箭牌；而母亲一听到养老院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指责“我生了她，为她做这做那，她却不要我了！”
这一代高龄老人，多数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活到如此岁数，更别说提前计划过老年生活应该做哪些准备，他们也没有照顾自己高龄父母的经验，那时候人们往往活不到高龄就离世了。
中国现有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他们所涉及的家庭照护者有上亿人。随着老龄化加深，这个群体还会继续增大，但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未必做好了准备。
送老人去养老院存在重重障碍，除了需要突破的是观念差距，更重要的是费用和可及性。
朱玲和弟弟妹妹一起，为父母精心挑选了位于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
她在《转向社区养老》一文中算了一笔账，仅仅两年间，照护费用就翻了近2.5倍，从2016年的每人每月月开支6330元，涨到到了2018年3月平均每人每月15110元，年度总计33.7万元（房费和护理费有折扣）。费用猛增的关键，在于父母失能状况的加剧及相应照护等级的提高。
埋母案和自杀的老人
陆晓娅和朱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收入尚可，她们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部分健康，算是能勉力维系高龄双亲的体面生活。
在更广阔的乡村，失能失智老人遭遇的困难远比城市同类群体更多。
2020年11月，轰动一时的“榆林埋母案”一审宣判—— 儿子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2年。
58岁的穷困潦倒的儿子，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将79岁的母亲，推下了废弃已久的墓坑，因为母亲已经瘫痪了，“屎尿全在床上，臭烘烘的”。
这固然是一起偶发的人伦悲剧，也折射了低龄老人碰上高龄老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刘燕舞，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农村地区老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据他统计，摆脱疾病的痛苦和生存困难，是农村老人自杀的最主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