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描述过一个典型的老人自杀的悲惨场景：“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从1990年代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开始，30年来，农村老人遇到的困难，似乎一直都在。
乡村居家养老成本并不算高，最高要求不过“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能吃上热乎饭”。但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土地维系的家庭伦理秩序正在瓦解。伴随着“家”作为空间集合的不复存在，传统联合家庭、兄弟姐妹居家供养一对老人的模式也濒临崩溃。
为了供养家庭，60岁以下的乡村男性几乎常年在外务工，留守的五十、六十岁的女性是女儿（儿媳），是母亲（婆婆）、是奶奶（姥姥），承担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孙子（女）的职责。闲暇的时候，她们也要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显然，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健康的老人还能养活自己，反之，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自杀就是无助老人重要选项。
另一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是，当前社会已经出现较高的经济分化，这给农村中年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群体——带来的集体焦虑是，如何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社会中激烈的竞争。
即便是超过60岁的“低龄老人”，也会到当地“劳务市场”上应征临时工，每天出现在工厂、工地、饭店等不同用工场所，日薪100-200元。
退休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概念。50后、60后正在完成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为儿女买房买车、操办婚礼、照顾孙子孙女，甚至一些身体康健的50后，正在为孙子攒房子。
不只有北上广望房兴叹。在县里或市里为儿子买楼付首付，同样要花掉两代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必须要掏空所有并按揭购置房车，因为没楼的话，“没女生愿意跟着”。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弱势群体。而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有的子女甚至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当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变老
如果说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低龄老人，尚且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开端，初尝苦涩，那么1980、1990年代出生，曾经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当他们步入低龄老人的年龄区间时，将要面临的是，是更为严峻的养老考验。
从这一代开始，将从传统的多个子女照料一个老人变成1个独生子女就要照顾2个老人。
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
他们大多出生在城镇中产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养老问题仍然令他们担忧：想出国留学，心里又放不下年纪渐大的父母；工作地点和父母相隔遥远，不知未来如何取舍？如果父母同时生病，自己分不开时间精力照顾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通过“向上流动”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叠加起来的多个问题：高不可及的房价、双职工的带娃压力、异地父母的养老……
当他们面临重要决策时，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但当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可能连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
豆友“末年时光”正面临着多重照护的困境。爷爷5年前脑梗瘫痪至今，喂饭喂水喂药换尿不湿，父亲前年由糖尿病引发脑梗，勉强能自己动步。外地的奶奶和大伯只是一年看望两次，平时悉数由她和母亲照顾。最近爷爷经常吵闹，影响了父亲的休息，父亲的诟骂声又惊醒了她和母亲。窗外春雨连绵，她控制不住悄悄哭，“实在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怎样选择？”
眼下的焦虑，源于他们看到父母照顾高龄老人，以及他们的父母也在老去。很少有人设想他们的未来，曾有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依然呈现上升趋势，未来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即便是高龄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
在日本，仅靠退休金就能支付所有费用的养老机构相当少。能够长期入住、承担护理保险的机构每月大约10万日元（约合6500元人民币），但一床难求，2013年有超过52万人在排队。民营的机构每月则要20万到30万日元（约合1.2万到2万人民币）。
在漫长无尽的等待与艰难照护中，一些人感到绝望，当疲惫无助再次袭来，便有意想不到地做出杀人的极端选择。
日本一些发生在亲人之间的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杀人案被零散地记录在一家媒体的专栏上。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此后他们决定采访这些中老年“加害者”，5年后，这些日本家庭看护者的普遍困境被记录在了今年刚出版的《看护杀人》一书中。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
家庭小型化带来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现代社会劳动力外出就业、流动频繁，现实迫使老年人失能后的长期护理问题从传统社会的家庭责任演变成当代社会的重大风险。
无论是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唏嘘场景，还是独生子女未雨绸缪的担忧，都在为未来敲响警钟。
母亲在陆晓娅66岁那年过世后，陆晓娅和先生提议抽空去看老年公寓，了解不同的养老模式为将来做规划。她不想让唯一的女儿背负太大的照护压力，等到她和先生有一人先离开，另一个身体不好，买菜做饭都开始觉得累了，就会考虑自己搬进养老院。
经历了照护高龄父母的低龄老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来是要去住养老院的。
但是，和学区房一样，养老院也是稀缺资源，民政部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
医学人类学的鼻祖凯博文说，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