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疫情时期的《故宫六百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28日，马上就将七十岁了。社庆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决定辑录并邀请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等，撰写他们眼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讲述他们的作品在人文社出版的种种难忘经历……于是，就有了《文学名著诞生地》这本纪念性的书。
在社庆期间，我们公众号将不定期地刊载书中收录的文章，以追忆出版社70年里曾流淌过的点点滴滴。今天推荐给诸君的是作家祝勇先生的文章，提及《故宫六百年》在人文社的出版过程——
一
2020年是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中国人讲六十年一个甲子，紫禁城刚好度过了十个甲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能与这座历史之城的六百年相遇，实在是一种幸运。但谁也不曾想到，期盼已久的故宫六百年，竟然在一场全球大疫情中度过，而我更不曾想到，我的《故宫六百年》一书，竟在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战战兢兢地出版。
自2014年年底开始动笔，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写作，到2019年夏天，《故宫六百年》终于写完，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赵萍和薛子俊。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2000年，我主编的两卷本《重读大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2月，臧永清先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即将上任时，我们在国展中心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商定了将我所有关于故宫的作品全部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已出版过的作品，更包括正在写作中的作品，其中就有《故宫六百年》。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祝勇故宫系列”的出版协议。签字那一天，我手持装着协议的人文社大信封，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专门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说这张照片也会成为“历史”，今日回看这张照片，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激。第二年5月，“祝勇故宫系列”的第一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出版，当年发行量超过十万册，被中国出版集团评为年度“中版好书”，并入围“中国好书”年度榜。
祝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祝勇故宫系列》出版合同签字后留影，2017年，赵萍摄
《故宫六百年》交稿后，《当代》杂志在2019年第六期一次性刊发了二十五万字的全稿。幸运的是，这一期，刚好是《当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除了《故宫六百年》和葛亮等作家的三个中短篇，其余皆是蒋子龙、张炜、徐贵祥、潘凯雄等新时期著名作家、评论家的纪念文章。《故宫六百年》发表在这一期杂志上，既是对故宫六百年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当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的一次纪念。我没想到，我的一部书稿，将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当下，建立起“神奇”的链接。
2019年12月2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集团举行“文学记录中国——纪念《当代》创刊40周年朗诵会”，铁凝、王蒙、刘心武、贾平凹、张炜、陆天明、刘醒龙等作家都出席了这次朗诵会。朗诵会上，也为《当代》文学拉力赛举行了颁奖仪式。
应红为祝勇颁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应红总编辑为我颁了“年度长篇总冠军”奖。授奖词说：《故宫六百年》“有系统有条理地讲述了故宫的方方面面，似水流年，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些都是溢美之辞，但“温情与敬意”五个字，我却慨然笑纳。对于故宫（紫禁城）所经历的六百年，我的书里有解剖与批判，也不乏温情与敬意，因为所有解剖与批判，都缘于我们内心的温情，都不能遮蔽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深深敬意。
二
2020年元旦，我与欧阳江河、叶兆言、苏童、毛尖、杨炼、西川等作家、诗人相聚在南京，参加了一场跨年朗诵会。春节之后不久，我的新书《故宫六百年》就要出版了。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年，我的心中充满期待。但谁也没有想到，新冠疫情的突然袭击，打破了所有的计划。
这一年春节，我是在藏区丹巴度过的。大年三十，有关武汉发生疫情的消息就在网络上“疯传”。我们一家在节后回到成都，大街上空无一人。那时的中国家庭都和我们家庭一样，分隔在各自的住宅里，严防死守，闭门不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成为整个世界的热点，防犯新冠病毒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呼之欲出的《故宫六百年》单行本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想起元旦前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还有张炜、赵丽宏、高洪雷等作家一起吃饭时，对于《故宫六百年》一书的规划与畅想，竟然恍如隔世。
一切都似乎停顿了，时间突然“多”了出来，我滞留在成都无法回京，就和远在厦门过节的责任编辑薛子俊商定，利用这段时间完善书稿。以往出版《故宫的古物之美》这些书，我和子俊、美编崔欣晔一起去人文社后楼排校部调整内文的图文设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各自在家，通过邮件、快递来修改调整内文的版式。从大年初一开始，整个正月里，我都在看子俊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故宫六百年》校样，把我的意见列成清单，发给子俊，子俊确认后，再发到社里，社里改好后，再发回来，如此循环不已。那段时间，我和子俊之间不知彼此发送过多少邮件。《故宫六百年》的出版，就这样在来来回回的网络传递中默然运行，每一次发送，都使书稿更加完美，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我们都在等待疫情终结的一天，但等待，并不是守株待兔。
从丹巴到成都，我对书稿的文字不断进行增订，我好像在足球比赛中进入了超长补时阶段，在最后的时段里依然存在着进球的机会。我十分珍惜对校样进行修改、增订的这段日子，最终出版的单行本，比在《当代》杂志上发表的文本增加了近十万字，这使《故宫六百年》终于以一种我比较满意的样貌出版；子俊则与故宫博物院的摄影师任超、张林等联系，反复挑选更好的图片，补进校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