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在逐一打开的6个“盲盒”各具特色。除了尚在发掘填土层阶段的7、8号坑，已发掘至器物层的3、4、5、6号坑均已带来非同寻常的惊喜。
在6个祭祀坑内，3号坑目前是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徐斐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3号坑的形制、大小、方向与2号坑非常相似，他和团队早前还担心器物雷同，未料3号坑给他们带来不少惊喜。这其中，除了前述120多根象牙，一座手臂修长、两脚赤足卷曲的顶尊铜人像最为显眼。这个青铜尊与众不同的地方，它的肩部有一些龙形的装饰，青铜尊的底部有一块往下收拢的铜板。再往下，铜板下方有人的耳朵，恰恰是与铜人的手相连，这才确认铜尊与铜人是一件器物，于是一整件器物被发掘出来——原来这是一件“铜人顶尊”。徐斐宏描述称。经过初步测量，这尊铜人像的通高达到了1.15米。
3号“祭祀坑”出土的的青铜器上的龙形附件。摄影/本刊记者 李想俣
“以人来作为青铜器的表现主体，不是中原青铜文明的传统，而是三星堆的强项。”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说。他表示，目前顶尊和铜人的关系尚未完全确定，如果确定，这将是前所未见的“国宝级文物”。
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文物是出土于4号坑的丝绸——确切地说，是在4号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的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专家表示，它在此前的三星堆考古中从未出现，足以说明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协助下，目前丝绸的功能、材质分析及后续保存正在进行中。
“祭祀坑出土的东西，很多都具有唯一性。这事确实充分展示了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国家的富庶强大，以及他们独特的审美观和宗教意识。”雷雨说。此次发掘中，首个被提取的半张金面具便前所未见。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根据目前所发现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雷雨说，如果能发现完整的黄金面具，那这不仅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工作组李玉牛，见证了黄金面具被发现的全过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月5日清理到距坑口50厘米的位置时，坑内中部偏西南的位置露出了一小块金器。因为在此之前就已经出土了不少金圆片，他们并未在意，继续按照流程逐层清理。此后几天，金器的范围逐渐扩大，他们才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件普通金器。
“当时我们与上海大学的两位老师以及雷雨、冉宏林两位站长在现场做了一些初步推测，认为金面具、金杖，甚至是四叉形器都有可能。”到1月上旬，金箔的整体已完全揭露出来，由于被折叠和挤压，这看上去只是一块褶皱的金箔，然而拥有丰富经验的在场专家立即推断出它是一件黄金面具。2月2日，这张金面具被成功取出。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还有宽大的耳朵，这样的风格与此前三星堆所出土的黄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它也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递承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饰、金料块及金箔残片等多种金器，不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作为权力之象征而运用于祭典隆仪，都体现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雷雨说，此次发现的这件黄金面具，为古蜀文明中对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大实证。
3号“祭祀坑”表面出土的金器。图/中新
“无论是格外厚重的金面具残片，还是在此前三星堆考古中从未出现的丝绸残留物；无论是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人体造型铜器，还是刻有精美云雷纹的象牙制品……打开文物‘盲盒’所看到的物品，无不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央视评论如是写道。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新坑的期待
这些已出土的器物，将本就扑朔迷离的考古难题包裹得更加神秘。201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之际，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专家齐聚研讨会，众多未解之谜再一次被提起，也再一次止步于争议。而今三星堆新坑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随时发布资料、分享挖掘进展，将三星堆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86年发掘1、2号坑时的技术、经济条件，跟现在有很大差距。那时候很多现象没有弄清楚，信息是不完整的，尤其许多有机质文物没有提出去，导致很多信息从挖掘者手中溜掉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此前的诸多研究成果和推测都是基于1、2号这两个坑的考古发掘，因此存在偏差。随着新坑文物的陆续出土，很多曾经的未解之谜将进入新一轮的讨论；在全国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过去的一些疑问有望得到解答。
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连基本的年代都定不了，就没法进行历史研究。”孙华寄希望于这次考古能够解决断代的问题。“它的任务很重大：一是把新发现的东西，完整、全面、更加仔细地揭露出来；二是通过材料，弥补过去认识的缺失，让大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随着6个新坑的发现，无论是6个新坑的土壤特征、位置分布，还是已发掘器物显示的信息，都为此前学界围绕三星堆的争议，尤其是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这次发掘保守来说，对于这些坑的性质和年代上的判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很多解释是基于两个坑，现在一下冒出来6个，对以往的观点形成很大的挑战。”雷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