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不少爱读书的朋友有这个习惯——出门的时候，往箱包里塞三两本书刊，在车上，在街头，在旅馆，时不时瞅空儿捧读几页文字，那出行的感受，无疑是充实的，愉快的。
我就是一个出行爱带着书刊的人。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陪妈妈去看望在洛阳当兵的弟弟。出发的时候，我往提包里放进了一本诗集。诗集的名称和作者，我现在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手捧诗集，一路上并没有读多少，读不几首，心思就被视线牵扯到车窗之外，像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个时候，少见世面的我根本无法经受得起新鲜的诱惑。
这是记忆较为深刻的一次携书出行，此前出行很少，带没带书刊，也可以忽略不计。从此以后，我的出行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现在，公干，采风，讲座，旅游，甚至是到高铁早发夕归的城市赴一场饭局，拎起包就走，塞进包里的物品呢，自然少不了书刊。
我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行前都要在一张纸上罗列出出行需带的物品，身份证，笔记本电脑，剃须刀，茶叶，雨伞，常用药品，毛巾内裤袜子之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赫然列在纸上的，还有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物品，那就是书籍和杂志。检查几番，没有遗漏了，就打开箱包，一样一样地归类放置在几乎每次都固定下来的位置。比如放书刊，我先将其装在一牛皮纸袋里，然后塞入容易随时取阅随时收纳的地方，如随身的斜挎包。当然，开本太大质量较重的书籍，放斜挎包就不合适，往往放在拉杆箱外层的物品兜里，拉开拉链，而不用打开整个箱子，就可以取阅。
而书刊带什么，则是要斟酌一番的，对于我来说，主要是带文学类书刊。而文学类书籍浩如烟海，是带经典名著，还是带当代作家新出的书？如果带刊物，是带到手不久的新刊，还是带刊有值得再读好文的老杂志？以往出行，我带过经典名著，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带的更多的是当代作家的新作，如最近带过贾平凹的《暂坐》，余华的《文城》；也带过一些名刊，如《收获》《当代》《人民文学》……以上的情形，一般是在外要待几天时间。短暂的出行，如逛公园爬山什么的，我会带开本小质量轻的书刊，如《文学自由谈》《小小说选刊》之类的刊物，既便于携带，又阅读起来不费时间，很轻松。
曾读到某一著名作家的一篇随笔，说他某次带书出行，一本外国名著，他在候机、乘机过程中就读完了。这个扎扎实实效率奇高的读书劲头，令我辈看在眼里，羞在心里。回过头梳理一下我带着书刊出行的经历，实话实说，不怕你笑话——每次出行的时候，都想着如何如何去读，但踏上旅程，沿途风物的吸引，手机的霸道，应酬的诱惑，让我很少能静下心来看几页书，甚至有不少回，咋装纸袋中放箱包里带出去的，又咋从箱包里取出装书的纸袋，翻都没有翻，徒添后悔。
但后悔归后悔，下次再出行，依然要选心仪的书刊带上，依然要在心底暗暗制订此行的短期读书计划。带着书刊出行，仿佛成了证明我是爱读书者的一种必然的仪式，成了满足我心理需求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