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亭派首领:董其昌的书画当时就被粉丝抢购收藏

2020-08-06 07:46:56 作者: 华亭派首领:

华亭派首领:董其昌的书画当时就被粉丝抢购收藏

董其昌,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一月十九日。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其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十七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二十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是,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他六十七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颜骨赵姿”之美。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见《明史·文苑传》)。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为他的墨迹题跋,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间,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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