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伟办了离婚后，陈延的朋友曾在看守所碰见过崔伟前妻，“去给他送钱”。另据中新社报道，2019年7月，陈延的朋友还在朋友圈里看到崔伟和朋友互动，此时他本应在看守所，但因健康原因在外“监视居住”。
陈友清告诉《全现在》，事发后，公安机关介入之初，崔伟曾拒绝承认他打了陈延。因为车上并无录像，所幸小区里刚装上摄像头，崔伟当时停车的位置刚好在摄像范围内。崔伟得知有录像后，才供述了犯罪行为。
活着的人
拿到终审判决后，陈友清很失望。目前，他正积极准备向天津市高院申诉。他认为本案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对被告人量刑过轻。他提出，尸检报告中关于“酒精在颅脑损伤初期可加重出血”的表述不当，一、二审裁判文书不应当引用这个表述。此外，一、二审的判决仅简要描述了犯罪行为，在主要犯罪事实方面的认定过于简略。“对残暴手段沒有更多说明。”
另外，在二审过程中，他们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均被驳回，法院只判决了崔伟赔偿医疗及丧葬费用。虽然中国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但陈友清夫妇坚持认为，自己所遭受的巨大精神痛苦应该有个说法：打死女儿的崔伟仅仅被判15年，被判赔的也仅仅是女儿抢救期间的实际医疗费。这让他们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的感受还来自他们始终觉得女儿死的冤枉，而她已长眠地下，再也不能说明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
对此，女权主义者陈亚亚认为，其实类似在非婚关系中出现的性别暴力非常多。而且这些事件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顾忌而放弃求助。因为婚外关系往往都是被污名化的，当事人很少能得到其他社会关系的支援，也就更难干预。由于不被社会认可，她们很少有人报警，也很少跟家人朋友求助，或者得到家人朋友的援助。
“这种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反家暴、反暴力不能把她们遗忘或者排除在外。”陈亚亚说。
而对陈延的父母来说，女儿的离去对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在我们家，我是个小孩儿，陈延倒像是照顾我们的。”王平说，进入晚年，女儿越来越成为她的依靠。如今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她不敢想象以后的生活。
她回忆，以往假期里，女儿会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出事前，陈延还带着她去了上海、苏州、杭州旅游。如今的王平再也没有烫过卷发，“没有心情打扮”。女儿的房间已经重新布置，但她还是每天待在女儿屋里，对着她的照片说说话。
陈延房间，王平还摆着女儿的照片/蒋芷毓摄
以前，她会和小区的老太太每天晨练，8点前就去打太极，坚持了十多年。女儿出事后，她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以前每年春天都是她最喜欢的季节，“看着长新芽多高兴”，现在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陈友清有十多年的膀胱癌病史，常年需要化疗。陈延在的时候，都是她陪父亲去医院。本来病情逐渐稳定，一审之前，陈友清疾病复发，出现尿血，再次住院。陈延的朋友倒着班陪他去做过几次化疗，但也有自己的事务缠身，后来没顾上，陈友清只能自己去医院。
“前些日子他身体状况特别不好，特别疼，但是也没给我们讲。”陈延的朋友说。“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这个事能尽快有个结果，否则对他们身体影响太大。”
王平的姐姐年龄大了，患有抑郁症，王平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问起外甥女时，王平只说，“她去新西兰了，在那边过得挺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延、李琛、小宇、陈友清、王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