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女记者被男同事打死,暴力从而何来?

2021-04-10 09:45:09 作者: 天津女记者被

在崔伟办了离婚后,陈延的朋友曾在看守所碰见过崔伟前妻,“去给他送钱”。另据中新社报道,2019年7月,陈延的朋友还在朋友圈里看到崔伟和朋友互动,此时他本应在看守所,但因健康原因在外“监视居住”。

陈友清告诉《全现在》,事发后,公安机关介入之初,崔伟曾拒绝承认他打了陈延。因为车上并无录像,所幸小区里刚装上摄像头,崔伟当时停车的位置刚好在摄像范围内。崔伟得知有录像后,才供述了犯罪行为。

活着的人

拿到终审判决后,陈友清很失望。目前,他正积极准备向天津市高院申诉。他认为本案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对被告人量刑过轻。他提出,尸检报告中关于“酒精在颅脑损伤初期可加重出血”的表述不当,一、二审裁判文书不应当引用这个表述。此外,一、二审的判决仅简要描述了犯罪行为,在主要犯罪事实方面的认定过于简略。“对残暴手段沒有更多说明。”

另外,在二审过程中,他们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均被驳回,法院只判决了崔伟赔偿医疗及丧葬费用。虽然中国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但陈友清夫妇坚持认为,自己所遭受的巨大精神痛苦应该有个说法:打死女儿的崔伟仅仅被判15年,被判赔的也仅仅是女儿抢救期间的实际医疗费。这让他们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的感受还来自他们始终觉得女儿死的冤枉,而她已长眠地下,再也不能说明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

对此,女权主义者陈亚亚认为,其实类似在非婚关系中出现的性别暴力非常多。而且这些事件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顾忌而放弃求助。因为婚外关系往往都是被污名化的,当事人很少能得到其他社会关系的支援,也就更难干预。由于不被社会认可,她们很少有人报警,也很少跟家人朋友求助,或者得到家人朋友的援助。

“这种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反家暴、反暴力不能把她们遗忘或者排除在外。”陈亚亚说。

而对陈延的父母来说,女儿的离去对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在我们家,我是个小孩儿,陈延倒像是照顾我们的。”王平说,进入晚年,女儿越来越成为她的依靠。如今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她不敢想象以后的生活。

她回忆,以往假期里,女儿会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出事前,陈延还带着她去了上海、苏州、杭州旅游。如今的王平再也没有烫过卷发,“没有心情打扮”。女儿的房间已经重新布置,但她还是每天待在女儿屋里,对着她的照片说说话。

天津女记者被男同事打死,暴力从而何来?

陈延房间,王平还摆着女儿的照片/蒋芷毓摄

以前,她会和小区的老太太每天晨练,8点前就去打太极,坚持了十多年。女儿出事后,她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以前每年春天都是她最喜欢的季节,“看着长新芽多高兴”,现在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陈友清有十多年的膀胱癌病史,常年需要化疗。陈延在的时候,都是她陪父亲去医院。本来病情逐渐稳定,一审之前,陈友清疾病复发,出现尿血,再次住院。陈延的朋友倒着班陪他去做过几次化疗,但也有自己的事务缠身,后来没顾上,陈友清只能自己去医院。

“前些日子他身体状况特别不好,特别疼,但是也没给我们讲。”陈延的朋友说。“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这个事能尽快有个结果,否则对他们身体影响太大。”

王平的姐姐年龄大了,患有抑郁症,王平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问起外甥女时,王平只说,“她去新西兰了,在那边过得挺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延、李琛、小宇、陈友清、王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