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变成写作，把写作变成生活
三明治是一个鼓励你把生活写下来的平台
李梓新：考上之后要大宴宾客吗？
陈楸帆：要的，而且还要去老爷庙里还愿嘛。
李梓新：一方面，潮汕人真的保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潮汕人的适应力和开拓精神又不矛盾。
陈楸帆：保守和冒险其实是并存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保守，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做出了一些大胆的选择，有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超前的。
我本来一直是理科好，在高三前我一直准备学物理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三那年，班上来了一个代课老师，他教历史，他带了我们两个星期，然后他告诉我你要去学历史，你将来会成为外交人才。我小时候可以说是没什么主见，就稀里糊涂去了历史班，变成了文科生，阴差阳错上了中文系。实际上我对物理化学一直是很有兴趣的，我这两天还在看一些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且要跨学科地看，从事科幻写作就是要不断去了解这些。
李梓新：科幻是不是属于观念大于文笔的一种表现形式？
陈楸帆：是的，世界观大于表达。科幻的底层是一些很本质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对于哲学没有思考的人没有办法写科幻，那样写出来的东西会非常肤浅，浮于表面。
李梓新：潮汕在你之后的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比重会有多大？
陈楸帆：之后我还会写《荒潮》的续集，可能会把背景放在深圳，但是主角还是潮汕人，这依旧是一个潮汕故事。因为我觉得关于潮汕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潮汕其实是缺失的，有很多人写东北、写北京，但没有太多人写潮汕。
自由氛围和草莽气息
李梓新：当时你进入北大后，会有天之骄子般的受瞩目和精英感吗？
陈楸帆：一开始会有，但过了一年，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身边藏龙卧虎，自己什么都不懂，心态就又恢复平稳了。
李梓新：你觉得北大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还是金字招牌？
陈楸帆：我觉得两者都有，更多的时候是负担，因为别人会对你抱有更高的期望。另外，北大的氛围很自由散漫，大家都有很多想法，喜欢剑走偏锋。后来我意识到在北大真的没人管你，你需要自己去找到你的路，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放飞自我。这可能也是中国的大学严禁宽出带来的弊端。不过现在不一样，现在学生的压力更大了。
李梓新：但是宽松的确有好处，我们那时候宽松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氛围，但今天，如何在如此紧张的社会氛围里自己保持宽松，还是需要建立自己的调节体系。
陈楸帆：尤其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人在高压的环境下很难创新。你需要学会自我调节，张弛有度。你需要自律，主动输入大量信息，同时，你还要去消化，保持放松的状态它才能转化成你的创造力。
李梓新：我觉得2000年前后的北京有一种草莽气息，很适合潮汕人，可能今天已经没有了。
陈楸帆：那时候北大东门有一家雕刻时光，小南门也还没有拆，街头路边全是诗人摆摊，卖自己的油印诗集。那时候有好多人会去北大蹭课，我们每次上课，教室最后都坐了一堆“文学中年”。我认识一个兄弟考了5年中文系的硕士，头发都白了，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课。
李梓新：你之前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如今很多司机不认路，单纯依靠导航，导航就像是人脑外包给云端的外挂。我们人类以后的很多技能和储存也会依赖外挂，你觉得这个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陈楸帆：未来一些强记忆、强计算、强推理的工作肯定会交给机器，因为人不可能比机器算法更精准更快速，而且机器能存储比人脑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所以将来培养孩子学什么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刚性和柔性的选择。
李梓新：如今我们依然在用刚性的方法学习刚性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