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得了癌症，脾气不太好，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那时候我负责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会陪她说几句话。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 …… 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这样地依赖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 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比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
" 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 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 / 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 …… 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 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 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 10 台电脑，有 40 个医生去抢。"
"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来源：一言
" 还有药品和检查，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但在恢复阶段，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
" 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
" 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 "
中国的医生，只有 " 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 "，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
根据 1986 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
"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 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 SCI（指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
"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
"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 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 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 "
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
"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
" 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 20 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
" 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 但是，话说回来，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好像谁都欠他的。"
" 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 "
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
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 " 人财两空 "。
患者作为 " 弱者 "，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 " 息事宁人 " 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