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维祗难的反击。后者认为：“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他还引用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为理论依据，提出“今传胡义，实宜经达”。
在这场有关佛经翻译的论争中，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流于后世，属于文派。维祗难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和孔子的话，认为佛经翻译无需修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属于质派。
有关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随着西学东渐的盛行，翻译工作愈加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论争也越来越激烈。
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以林纾、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当时也不乏激烈的论争，严复还专门提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
其实反复论争给中文翻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益处，沈阳出版人张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北国网记者，做翻译最根本的是精准掌握两种语言，对两种语言要驾轻就熟。同时，翻译不可孤芳自赏。
张颖也关注到了网络平台上的“一星运动”，她认为，关于翻译质量的争论很有必要，它有助于促进中文翻译的提高，但这种争论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就是一定要在有关翻译的学术范围内，就事论事，指出翻译的不足和优点，切不能把这种论争扩大到翻译工作之外，像 “一星运动”中“人肉”评论者，甚至把评论者的学校牵涉进来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商榷的。
北国网记者 许蔚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