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 资料图
吴炜在中国篮协仲裁部门也担任职务。他认为，中国职业体育发展迅速，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确保判决公平中立已成当务之急。
他说：“办赛方、参赛方、赞助商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矛盾正愈加复杂。对此，在赛事组织自身决定受到质疑时（例如处理赞助纠纷、纪律处罚），仅由赛事组织及其相关体育协会‘担任自己的法官’必然会遭到质疑。 参赛方、赞助商都希望有独立、客观的仲裁机构提供保障；而办赛方也希望由第三方仲裁机构证明自身裁决的公平、专业。”
另外，中国在反兴奋剂方面也需在国内成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涉嫌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如对处罚结果不服，“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但由于国内没有体育仲裁机构，涉及兴奋剂事件的中国运动员不服处罚时，除了常见的投诉无门之外，个别案件只能按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仲裁要求，造成CAS这一国际机构仲裁中国国内体育纠纷的局面。
“中国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的兴奋剂纠纷，可能会被直接送到CAS那里进行仲裁。”马宏俊说，“那里的仲裁员很多都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法律情况，所以最终仲裁结果可能就会看似公平、实际不公平。”
“如果国内有体育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又因为是一裁终局，就不用到CAS那里了。当然，国际体育纠纷还是要到CAS那里仲裁的。”
可见，由于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缺位，无论法院、体育部门、体育协会、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仲裁以及CAS等参与解决国内体育纠纷，都存在诸多难点。对于有些纠纷，各方常常都认为不属于本机构的受案范围，让董志远等当事人处于四顾茫然的无助境地。
千呼万唤之下，虚位以待25年有余的中国体育仲裁，该登场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