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还有母亲帮着我，每周陪我们住好几天，代劳了接送和三餐，才让我有喘口气的空间。与此对应的，则是父母们晚年生活的支离破碎。
母亲抱怨腿痛、手痛、关节痛，我随口漫答，无动于衷，并不是不关心，而是因为，这些轻微的呢喃像一架老纺车的曲调，已经在我耳边唱了几十年，就像是母亲惯常的言谈的一部分了。
但是某一天，拉开抽屉，看见好几只不成对的袜子，我内心抽动了一下。母亲在客厅兀自纳罕，“奇怪了，为什么忽然多出这么多打单的袜子来？”我没吱声，但心里明白：母亲视力退化了，她看不清袜子的款式、花色了，之所以会有袜子打单，是因为另两只不成对的袜子被配了双。
还有另一天，是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也有空，兴致勃勃挎上她，延续久违的母女散步。母亲摆摆手说她走不动，早上已出过一趟门，下午再走五百米八百米就有些累了。“而且我走路慢，你走路快，你会没意思的。”她挥挥手，叫我自己去观赏春天。
我独自走在一片沸腾的绿意中。母亲离春天似乎越来越远，这是事实。我总是拒绝面对母亲的衰老，其实是为了蛮横地让自己还依赖她。
母亲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是没有人帮她的。她一早把我们打发出门，自己匆匆骑自行车上班，中午踏着点赶回家烧饭，午休片刻，又去上班，下午回家路上买菜，六点我看动画片她炒菜，六点半一家人又上饭桌了。这间隙，还要收衣、叠衣，见缝插针把零零碎碎的家务做了，父亲下班回家也并不袖手旁观，一边搭手一边把稍重的体力活干了。晚上八点后喘口气，父母看电视我做作业，十点半全家睡觉，万籁俱寂。
这一番描述，应该符合大部分八零后心目中的童年生活。只是，等到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日子变了。变在哪些地方呢？首先，我们的母亲虽然忙忙碌碌，但作业是不用管的，也多半不用接送上学放学的。小学二年级起，学校老师就编路队了，领头的路队长就是家住最远的那个，一路上“打卡”每个同学走进家门，路队才继续前进。那时的家长们扯根橡皮筋串枚钥匙往孩子脖子里面一挂，就把家门给托负了。大人下班，娃不在家，也不着急，多半去左邻右舍同学家做作业了，或是到楼下有草有沙的地方消耗精力去了，窗口一喊，多半远远就有应答。
再然后，那时几乎没有学区房的概念，都在家门口就近上学，省心。班上的头几名，固然常常出自于书香门第，但也时有现在被唤为“底层”的家庭里杀出的黑马。回顾这些，我并不是想说倒退回去就是好光景，而是庆幸，在那样一个刚刚摆脱匮乏而社会依然单纯的时代，我波澜不惊地长大了。如今，身处焦虑、躁动的5G时代，养育一个孩子，不仅付出体力，还要穷尽“算法”。
话说回来，幸好还有母亲帮着我，每周陪我们住好几天，代劳了接送和三餐，才让我有喘口气的空间。与此对应的，则是父母们晚年生活的支离破碎。小区里还有大量的老人来自天南海北，每几个月轮换一次，这种“爱的代劳”至少要持续到孩子上初中为止。
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母亲临回家前，还在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帮我叠着沙发上的衣服。女儿看过的绘本正摊在一边，《六只天鹅》，那里面的公主，直到被拉走前还在一心一意编织着蓖麻做的衣服。这与眼前一幕多么相似。我们的老天鹅们呀！（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