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加班，但不能不睡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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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中，上海面向高校放出1000个社区工作者岗位，堪称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应届生招考。
消息发布之后，收到大量的简历。普陀区最热门的某街道岗位，录取人数和招考人数比竟然达到1∶18。然而街镇和社区却喜忧参半：喜的是基层将有一批年轻的、高学历的专业社工加入。但往年的经验也表明，相当比例年轻人才会在进入社区后较短时间里跳槽，人才培养成本高、流失率高。
社区干部遇冷，这放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梁慧丽说，20世纪末她做居民区书记时，“社区岗位相当难考。考进去了，还不一定能留任，要做出些实事来，过五关斩六将。”
为了对得起这份工作，许多社区干部几乎付出全部身心——虹储小区的书记朱国萍30年没过过完整的双休日，她把所有荣誉的奖金都用在了居委会的管理建设上；杨兆顺书记十多年扎在紫藤苑小区里，硬把一个治安问题众多的动迁安置小区变成上海市文明小区；为了当好莲花公寓的书记，梁慧丽用所有的积蓄买了当年无人问津的莲花公寓的房子……
当“90后”们登上舞台时，社区早已是另一派景象：一方面，被动的忙碌成为常态，社区日渐成为一个难以核算性价比的地方——点外卖成了俞浩泉生活的常态，“攒的肯德基积分已经兑换4个杯子了”；蒋申杰因为村里环境整治，连续一个多月深夜回家，妻子责怪：女儿已经不认识你了。
另一方面，外界对社区干部的职业评价也发生了转向，甚至很多社区干部自己，也加入了“劝退新人”的行列。范是华说，他做社工的那几年，经常听到一些奶奶辈的社区干部语重心长地告诫：小年轻不要做这一行，赚这么少，以后怎么养小孩？
更加本质的变化在于“90后”书记们的职业价值观念：
“我可以加班，但不能不让我睡懒觉”“我可以24小时接听居民的电话，但如果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我希望第二天上班再解决”“我很佩服前辈，也想做一个好书记，但始终不可能超越她”“如果我去企业做事，赚得更多。为什么我要留在村里？只是想亲手做成一些事情”……三位书记如是说。或许，相比老一辈书记，年轻书记无私忘我、全身心奉献的精神有些减弱，但责任意识没有减弱，对成就感的追求没有减弱。这也意味着，当下社区岗位留人，必须切中年轻一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要进一步发展数字化手段，将基层社区干部从繁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更广阔的创新创业舞台；要进一步提高基层社区干部待遇，优化投入产出效能，从而提升全社会对社区岗位的价值认知；更要充分相信年轻人，放手让他们去承担“书记”这样的重要岗位职责。
结束采访前，俞浩泉主动分享了他的职业规划：“我在想，我至少还要在社区干30年吧。以前是我选择社区，现在能当书记，说明社区也选择了我。我还是觉得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