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告诉澎湃新闻，江豚的人工繁殖更大程度上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创造人工饲养条件，在我们了解这个物种之后，再将经验应用到我们对野外江豚的保护工作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保证濒危动物能在野外生存、繁殖，才是最重要的。将濒危野生动物迁出，一定不能突破“破坏野外种群”的底线。六头在一千多头的总数中可能不是一个显著的数字，但在其所分布的区域来说，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海洋馆如果想维持人工环境下江豚种群发展，需要获取足够的个体数量，并让亲缘关系比较远的个体参与繁殖，这导致他们可能会进行更多的野外捕捉，影响是长期的。
王放说，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通过人工圈养的方式获取数据，确实能对了解和保护物种有一些帮助，但这种研究需要满足一定前提，海洋馆或公园如果要进行人工繁殖，需要向外界公开其科研成果、科研设计以及详细的科研计划，证明他们的能力和目的是可信的。
从野外种群维系的角度出发，虽然通过人工饲养和对环境的改造，动物确实可以在动物园或者海洋馆里生活，但很难再回归野外。王放提到，野化放归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通常会尽可能避免让需要野化放归的个体在人工环境停留过长的时间。在放归野外前，科研人员需要重新教会动物如何捕猎、繁殖和维系种群。有些动物即使经过长期训练，能在野外生活和繁殖，但种群仍然维持不到下一代。此外，目前还没有海洋公园、海洋馆让人工环境下的鲸豚成功重返野外的案例，这也是担忧所在。
志愿者拍摄的两只鄱阳湖江豚。 蒋忆 摄
有业内人士也指出，江豚的野化放归是十分艰难、漫长的工作，有很多风险需要规避。即使是把江豚从保护区释放去自然环境，也需要慎之又慎，需要在放生区域建立拦网，观察江豚是否能适应长江环境。“在流水里捕鱼，和在静水中捕鱼是不一样的。”该业内人士表示，说到底，江豚最后还是要回归到长江里的，即使是迁地保护区，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蒋忆团队此前申请并整理了2008年到2016年12月251头江豚的死亡原因数据，发现非法渔具致死、螺旋桨致死、饿死、受伤致死有65头，占比67%。这说明，水域环境对江豚生存影响较大。十年禁渔之后，这些数据明显下降，江豚生存环境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她认为，天鹅州保护区、鄱阳湖、洞庭湖等水域江豚的繁殖、增长都很稳定，从长期保护的角度来看，江豚等动物濒危的原因并非是繁育问题，而是环境因素。
志愿巡湖时，发现水上用于非法捕捞的渔网。 蒋忆 摄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所副所长戴年华研究员对《科技日报》表示，加强栖息地保护可以和人工繁育试验并行，两者并不矛盾。“长江江豚就地保护一定要做，等到种群数量太少再去拯救的话，一切就太迟了。”戴年华说，人工繁育试验的目的，从长远来说是野化放归恢复种群，但更为现实的意义，是加强对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为野外物种的繁殖和保护提供指导。
“生活在长江干流的江豚种群数量还在下降，（现在）只能说可能灭绝的时间延缓了。我们要谋划得更为长远。”戴年华说道。保护之路的喜与忧
长江江豚保护之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历种群的锐减、保护区的建立、“ 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等政策，到2017年，长江江豚种群迅速衰退的趋势被初步遏制，但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说，江豚保护之路一开始是孤独的，科研人员一度流失严重，“研究江豚过程中，自己差点成了‘濒危动物’。”后来，越来越多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江豚保护，近几年，长江、鄱阳湖、洞庭湖沿岸成立了很多民间保护机构，对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科院水生所第一次往湖北天鹅洲故道引进了5只长江江豚。”王丁说，此后他们发现，江豚不仅能在天鹅洲故道自然生活，而且能自然繁殖，不需要人工干预。这个结果让他们十分鼓舞。“今年刚刚完成最新的一次考察，该保护区约有100头左右江豚。”
但由于人类活动影响，江豚总数量一直在下降。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数量在2700头左右，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2年江豚数目在1045头左右，2017年江豚数目在1012头左右。“2017年的数据和2012年的数据相比，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过去提出的短期保护目标——遏制江豚种群快速下降的趋势已经初步达成。”王丁说。
蒋忆也对江豚保护中的变化印象深刻。2013年起，蒋忆作为志愿者在洞庭湖和当地渔民一起参与江豚保护。三年后，她去往当时江豚保护者相对较少的江西鄱阳湖，并发起江豚保护行动网络，成立多个护豚队伍。
“白天巡湖时，船只都无法走开，水面密密麻麻全是‘迷魂阵’，大的渔网可以拉到几公里长。”蒋忆说，当时的鄱阳湖非法捕捞仍然猖獗，他们发动了很多公益团队进行巡护、举报。直到2019年左右，在政府和民间的发力下，非法捕捞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在这期间，蒋忆也意识到，江豚保护有其复杂性，需要统筹江豚、渔民、当地渔政部门等多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