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一个国家想要走向富强，不仅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还要在内部拥有稳定的向心力。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内部团结一心，才能有生存及向外扩张的机会。
面对战国七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局势，在对外作战方面，国家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背信弃义，如“商鞅诈骗魏公子卬事件”；可是在对内统治方面，商鞅又“徙木立信”。看似矛盾的行为，实际上却有相同的目的——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
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过去宗法亲亲的社会结构瓦解后，人们开始不再讲求“信义”，那么，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以及民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巩固和维系？
《风云战国之列国》商鞅剧照
君与民——由“使民知信”到“以法治人”
商代天与神的地位崇高，有祭祀天神权力的君，其地位自然也是高高在上的。到了周代，人们开始肯定和重视人本身的价值以及自身的所作所为，但是君与民的距离仍是遥远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是在表达此时对民的看法。
然而，在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中，以“正民”、“治民”为宗旨的“礼”，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社会观念亦随之而变迁。
民的地位开始提高，不仅表现在其与天、神的关系上，更表现在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上。诸侯国的兴衰已经不是求神的庇佑就能决定的了，而是要取决于民，即使是神，也要“依人而行”。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文公剧照
正因如此，春秋时的国君就十分注意“取信于民”一事。如晋文公在围攻原之时，下令准备三日粮食，如果攻不下原即离去，当三日过后下令撤军，谍报原将要投降，军吏皆请文公等待，文公则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可见，春秋时代在治国方面就相当重视“信”，认为“信”是使民长久之道，否则国家便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也无法保护人民。
与此同时，君主也重视政令的可信，否则“出令不信，刑政纷纷，动不顺时，民无依据，不知所力，各有离心。”而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威震一方的霸主，主要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使民知信”的重要性。“信”不但是教民的重要观念，也唯有“使民知信”才能让国家团结一心，使国力更加强盛。
《风云战国之列国》商鞅剧照
至战国以降，春秋时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更加受到重视，法家继承了这些思想并加以发扬扩充。法家的重要人物商鞅就曾为了变法而“徙木立信”，表示在战国时代“信”在这一方面，仍是具有其价值和效用的。
然而，在法家所继承的“信”的观念中，不仅止于保护百姓安定国家，而是要进一步主张以法治人。
战国的国君之所以重视人民，乃是因为国家的财富与兵力皆是从人民而来，能够有效的统驭人民，方能使国家安定而国力达于鼎盛。法家为了让国君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国家富强的目标，便将控制人民、强调君主权威作为最有效的方式。
“信义”成为统治的手段，所以在法家看来，“信”既不是伦理道德的表现，尤其“义”对统治国家人民更没有实质的帮助，如《商君书》就说：“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以矣。”所以在法家思想中，“信义”逐渐褪去了伦理道德的色彩，不再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了。
《商君书》
君与臣——由“明德”到“契约”
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君臣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时势的改变，所以形成不同的君臣关系。
过去周朝实行封建制度，在周天子之下还有诸侯、大夫、士等阶级，彼此之间不但有君臣关系也有血缘关系。在封建礼制崩溃之后，布衣卿相的情况越来越多，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国家强盛，各国国君尚贤的结果。
那么，君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臣子是如何维系彼此之“信义”的？君主以官爵来笼络臣子，战国时代也就形成了以利益为交换的君臣关系。
春秋时代虽然周天子已经失去地位，但是各诸侯在名义上还是周天子的臣子，仍是有尊重周天子的必要，此时的君臣关系仍具有道德上的精神意义。
即使是贵为霸主的齐桓公，也不能轻易破坏君臣之间的分际，如僖公九年，齐桓公与诸侯会于葵丘时，周天子派大臣赐祭肉给桓公，大臣传达天子之命，说桓公不需下拜接受，但是桓公最后依旧下拜接受。
因此在当时，“尊王”是普遍的想法。隐公九年，宋殇公没有对周天子朝觐，郑庄公就以天子名义讨宋国，并将攻得的郜邑、防邑归还鲁国，《左传》更以君子的话来称赞郑庄公。
《东周列国·春秋篇》郑庄公剧照
以齐桓公和郑庄公的举动来看，虽然是以天子之命行动，表面上维持了诸侯与周天子间的君臣关系和礼节，但实际上多少已经做出了逾越臣子地位的行为。
当时霸主名义上仍尊重周天子，大体上维持了春秋的君臣秩序，孔子认为的“明德”，即是此义。在春秋之时因为君臣之间大致上仍具有血缘上的关系，所以能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战国时代，国君的地位已经比春秋时提高许多，不过有鉴于过去春秋之时君权被强臣掠夺的情况，如何既“使臣子效忠”又“防范臣子犯上”，便成了君主的目标。
韩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