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高祖即位以来，由于疆域幅员辽阔，社会结构逐渐产生分化，形成天子皇权与将相功臣的上下分治现象。
简单来说，汉代社会的基本架构，主要是以地方豪族与生产小农构成，而豪族就是各地方大批土地的拥有者，借由同姓宗族聚居，并且重视“宗族”与“乡党”的关系。
豪族势力扩大，“坞”与“村”开始出现
豪族拥有专门从事生产的佃农与服劳役的奴仆，因此在社会与经济的双重优势下，豪族对于地方农村产生支配的现象，不断兼并土地，逐渐发展扩大。
但豪族与农民之间并非只是社会阶级上对立的关系，对于同宗族或乡里人民而言，豪族也有“扶助救济”的功能。
刘备剧照
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有一段关于刘备的记载。刘备年幼时家贫，与母亲靠贩卖草席和草鞋为生，而同宗族的刘元起为刘备出学费，使刘备与自己的儿子刘德然一起师从九江太守卢植，刘元起并时常资助刘备。
又如《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所载，南阳豪族樊宏的父亲樊重，秉性温厚，善于货殖营利，开田土三百顷，也拥有许多的童隶。
樊重平时乐于救助宗族，常施恩于乡里百姓之间。这样的美行受到乡闾人士称美，因而担任过地方上的三老职务。到他临终的时候，焚毁所有过往借贷给农民的书契，以此作为对乡人的救济。这也是地方豪族救济乡里社会的明证。
《后汉书》
汉代的传统聚落，本来是人口集中的“集村式”城郭聚落，大量人口聚居在各地城邑之中，但因为豪族不断地兼并与开发土地，聚集佃农及奴仆从事开垦，因而离开原本聚居的城郭，另外在新开垦的地点形成“坞”与“村”，也就慢慢发展成“散村式”的聚居形式。
这种变化，在汉末、三国与晋末混乱时加速形成。因战乱一起，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原本聚居之地而成为流民。为了在乱世中生存，有的流民开始寻找远离烽烟的山林野地，设置具备防卫功能的集落——“坞堡”。
“坞堡”的主要功能，就是避难、防贼，辅以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例如《三国志·魏书·田畴传》所载，田畴率领宗族数百人避居幽州的徐无山中，躬耕以养父母，吸引流民投靠，数年间增至五千余家。
田畴被百姓推举为首领后，订立法律，设立礼制，开学讲道，逐渐奠定后来乡党社会中重视父老与子弟伦理关系的基础。
田畴画像
还有《后汉书·董卓传》所记，董卓与群雄决裂后，在长安近郊的郿县，构筑起一座高、厚皆七丈的障壁，号称“万岁坞”。其中备了可供三十年之用的粮草，并且设置了完善的军事防卫措施，准备用来对抗群雄，董卓曾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大致上来说，“坞”多集中于华北，而江南则以村落为主。“坞”与“村”的出现，说明了汉代乡里社会结构的转变，已明显由“集村式”的大型城郭聚落，转向“散村式”的小型村落发展。
董卓剧照
东汉的豪族政治
西汉高祖刘邦起兵争霸，由于本身只是沛县小吏，所以跟随刘邦建国的功臣大多也都是布衣，因此在社会结构上一开始较为平等。
东汉则不是这样。新莽之后重新建立起东汉王朝的人，乃是刘氏宗室的旁支——早已经在南阳地方“豪族化”的刘秀。
刘秀在南阳起兵，深获南阳地方豪族的支持，所以东汉的建国功臣，可以说是以南阳豪族为主体的豪族集团。而东汉，建国之初就是由豪族与平民所组成的社会。
新莽篡汉十五年政权即告瓦解，王莽以外戚身份夺得政权，在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上的失败，使庶民百姓生活沦落痛苦深渊，平民百姓开始眷恋旧王朝的稳定，导致民变四起。因此，起兵者皆自称西汉王室之后，以求正统。
王莽剧照
东汉帝室是西汉景帝后代的旁支，后来因为舂陵之地低湿且多恶疫，于是移居南阳，仍称“舂陵侯”。新莽即位后，剥夺了所有西汉诸侯的世（席）爵位，但刘氏世居的南阳郡，早已“豪族化”。
光武帝是汉王室的继承者，所以有“复国”的思想。他看到新莽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的败坏，所以他即位后便重视儒教，特别着重表彰气节，借此巩固刘氏政权的正统性。
光武帝建国之初为求政权的稳固，不得不受地方豪族支持的影响，因此帝室与豪族通过婚姻关系互取其利的情况比比皆是。
支持刘秀建国的南阳豪族以及其他地方豪族，本身已是中产之家，后来又成为与帝室联姻的门第，这些特殊的家族在东汉已经贵族化，自然享有特殊的权势。
刘秀剧照
我们在东汉建国之初，已经可以看到贵族倚仗权势而有诸多不法的行为发生，如光武帝的皇后阴氏外家不法，当时广汉太守蔡茂加以上书纠弹。
蔡茂以儒学显达，后来当了侍中；遇到王莽篡汉自立，蔡茂托病不仕新莽，可知其气节与为人；到了东汉，蔡茂复又征辟当了广汉太守，有良好的政绩。
蔡茂看到洛阳令董宣纠弹湖阳公主的奴仆杀人却反遭收押，蔡茂为之上书，针对贵戚椒房之家自恃权势而干犯吏禁，希望光武帝能对外戚加以惩治，以正朝纲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