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国家在高校和科技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对年轻人的支持也需要做的更好，但是不能忘记两点事实：
1）中国最近三十年长期努力提高对年轻人的支持；
2）提出和执行支持年轻人计划的人，常常自己的待遇不仅毫无改变，而且还可能因为支持年轻人而成为矛盾的焦点，“自身利益”被损害。
新体制是支持年轻人发展、支持中国发展的最新环节，需要在改革中完善，而非简单废除。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杰出青年基金”，专门选拔和支持45岁以下的年轻人。国家支持年轻人，越过了一些其他人。例如，那时，1966年之前上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还在工作期，他们在早期没有得到合适的支持，后来国家也没有专门支持他们，而是越过他们专门支持比他们年轻的人，他们当时大多数超过了45岁。
1994年，周光召院长开启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也是招聘年轻人。以后并入路甬祥院长1998年开始的“知识创新计划”的核心部分。招聘年轻人的待遇也逐渐超过科学院一批卓有成就的老教授的待遇。
1998年，教育部启动“长江特聘教授”，都是给年轻人的机会。当时十万年薪，有些人最初不敢要，因为这远高于当时老教授的收入。1998年，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很多健在。对这批多数还没有在国内有很多工作、只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年轻人的支持高于两弹一星元勋，说明国家求贤若渴，对年轻人非常支持。1998年时年轻人的长江待遇相比当时两弹一星的待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新”/“老”待遇差别最大的特殊时期特例。但九十九十年代中晚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和科研院所出现青黄不接，大批年轻人、中年人纷纷出国、留在海外，招聘和支持一批年轻人对稳定高校和科学院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一些在海外的人，也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回国的人。我自己在科学院、教育部领导方面多次支持陈竺、饶子和、裴钢等。
2000年代中期，中国多个单位领导意识到有条件再进一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率先以百万年薪招聘金力、舒红兵后，不久北京大学招聘我、清华大学招聘施一公等人回国领导生命科学学院（其中年龄最大的我也仅45）。招聘我们四人的校领导、学校组织人事和财务部领导没有一位因为招聘我们而待遇提高，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但他们认为这是学校发展的一步。我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回国就该只对比国外而心安理得，而认为自己一定要做事、做好事。我们也不认为应该自己独享利益、更不能唯我独尊，而是希望支持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公和我联手全职回国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工学院院长提议 引才计划，一旦国家同意，我们很快加上“青年”部分，最后实际上青年 人引才的数量远多于千人。一大批年轻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作用明显。
没有新的计划、没有新的帽子，对年轻人的支持如果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国家事业编制，事业编制工资有全国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所规定。如果变动全国的工资体系，当时国家经费有限、负担不了。各个单位当时也不可能全员提高收入。在经费上可能提高很多人收入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清楚以前的人有些确实应该得到更高收入、有些不应该。但非常难以实施的时候区分原有的大量人员的支持。所以很多单位都直接支持年轻人，而没有支持原有的、当时大批量的“老人”。用新的计划、有时用新的帽子，不是游戏，而是为了支持新的人、最主要是年轻人的方法。而支持年轻人的校领导、人事财务科研部门并无一人自己的待遇提高。
做的比较好的北大清华，院士，包括老院士，收入提高都在年轻人之后。当然有些有条件拒不推行改革的单位，经常出现不是院士的领导给院士提高待遇在给年轻人之前。这种单位的领导一般是原来不是院士，用国家、单位资源给自己赢得院士选票后大部分有效。年轻人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哪些单位是这样的。
但是，无论是从发展还是管理角度，对于提高待遇的人需要提高要求。要不然，“老人”也不服气。
预聘制起到提高质量的把关作用。但预聘制也是对年轻人非常大的体制性支持。预聘制要求每个年轻人独立，不附属老教授、大教授。所谓广州某高校雇佣上千人的说法，那不是预聘制，而是绕开预聘制给已有教授和团队雇佣下级的做法。可以说是反对或者不想有效实行预聘制的一种做法。预聘制的单位不鼓励这种，如果有少量，一般也是要求由教授团队自己负责，不由学校出经费、给承诺，明确职位的风险。预聘制一般也不鼓励教授团队的人近亲繁殖晋升为独立研究人员，而鼓励去其他单位独立。
因为建立新体制不容易，所以预聘制做的好的单位不多，首先是新单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中心（披露，我自己参与创立领导）、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可能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我听说，但没有去过）。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做的很好，但毕竟需要协调。北大清华有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原体系膨大的情况下逐步地、坚决地、有效地改革。一般单位可以专门与北大清华有关人员交流，其中相当经验可以借鉴。当然，交流对象不限于还在岗的，有部分起了很大作用、经验丰富的退休了。
新单位实行预聘制，行政人员的收入显著低于科研人员。有些新单位，行政人员最高收入接近新体制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收入，而远低于科研人员的高收入。行政支持和辅助定位清晰。这些新单位，有时出现需要要求和鼓励科研人员尊重行政人员的问题。
这些新单位，不仅加入了我们国家支持年轻人的行列，而且解决或努力解决年轻人诟病或担心的问题。
年轻人如果希望简单的环境，当然首选新单位，但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还要去各种老单位。去之前应该与用人单位谈清楚，需要文字合同，不能是个人或口头。
年轻人、以及对中国高教和科技不熟悉者可以提出合理建议和要求，也需要看清楚什么是合理的待遇和要求。不宜张冠李戴，不能把怨气投向支持年轻人的政策和人，更不能支持和推动废除支持年轻人的新体制。
新体制，是中国很多人努力支持年轻人的结果。可能需要完善，但不宜推翻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