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后，这是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广西贺州市乡村医生王秋姣在上门体检时与婴儿嬉戏。 新华社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生为静静（化名）换衣服。 新华社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湖南长沙市的职业培训学校老师在育婴员培训班上为学员们讲解抚触婴儿的手法及注意事项。 新华社发
人口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更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三孩政策为何在此时实施，将带来哪些变化？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配套支持措施上将如何具体设计，方能更好地回应社会期待和促进政策落地？
就以上焦点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院长丁志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国辉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盛亦男共同解读探讨。
“十四五”时期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错过的机会窗口
●公众关注：2013年12月，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全面两孩的重大决策。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来看，与2010年相比，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出生人口出现了回升，性别比稳步下降，少儿人口数量增加，“二孩”生育率也明显提升，展现出了政策的积极成效。仅时隔6年，为何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陈卫：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面临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趋势一方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将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重大转折性变化。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减弱，10年来保持低速增长；少儿人口比重回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养老扶幼功能弱化。尽管生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受到女性婚姻生育的持续推迟等因素影响，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人口零负增长或将提前到来。因此“十四五”时期将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错过的机会窗口。当前，在兼顾人口数量压力和人口结构挑战的政策框架下，实行三孩政策为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调控区域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为不同群体不同的生育需求，满足其个性化、多元化的目标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和家庭小型化都在影响生育选择
●公众关注：面对三孩政策“红包”，尽管抱有生儿育女、多子多福的美好生育意愿，但许多家庭仍顾虑重重。此外，不婚、丁克等多元化的婚姻生育观念，也在影响着一些人的生育选择。低生育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阻碍着人口生育潜力的释放？
丁志宏：在育儿成本持续升高、家庭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已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经济负担重”和“没人带孩子”正是许多家庭不要二孩的首要原因。特别是高危育龄人群，生育成本会大大提升。如果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往往花费更高。养育成本上，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公共普惠性托育服务缺乏，而市场化托育成本高，大约是学前教育的2倍，是小学和初中的1.5倍。导致人们对托育机构望而却步。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质量，教育支出攀升，既有校外补习班、兴趣班，又有学区房、择校费等。此外，对育龄人群来讲，尤其是流动的育龄人口，住房问题也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刘国辉：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流动性增加、离婚率升高、家庭观念淡化等，我国家庭规模、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户均人数从1982年的4.43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家庭结构多元化。单人、丁克、空巢等类型增加，三代及以上家庭减少；居住离散化。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现象明显；城市家庭住房条件改善和家庭观念变迁，老年人与子女合住比例持续下降；从家庭功能来看，明显弱化，尤其是家庭养老功能。这些与家庭文化、家庭伦理异化等导致的家庭凝聚力下降直接相关，影响着家庭生育行为。
盛亦男：生育不仅为家庭带来抚养、教育的显性成本，也为父母带来时间、感情等隐性成本。随着人们生活方式转变，以及家庭对于孩子质量的需求不断提升，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家庭承担更多的成本。家庭往往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分担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例如，许多家庭中，年轻夫妻需要来自父母或亲属提供的劳务和经济援助。然而，随着家庭结构变迁，中国的多数家庭已经成为小型家庭户，使家庭的育幼和养老功能不断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