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操作下去，可以想象小玄子有多么累了。本来可以“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的他，五十五岁时，开始频繁头晕，十一月，还出现心跳加剧症状，“朕体渐弱，心跳加增甚重”。当然这也和他不停地娶老婆有关系。估计就在这时，他心里可能想过：要是能退休就好了。理智上他不会退休，但感情上未必不曾有过想法。后来他的孙子乾隆倒实现了他的理想，过上了爷爷想要而不敢要的退休生活。
心迹三：对历史问题作交代
清朝的合法不合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当时，却还是纠结的。不是说大兵一来，铁蹄所至，就合法了，老百姓心里还有个联大安理会，朝廷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席位，还未必呢。更何况当初多尔衮入关的时候，来路就不太正，也给百姓留下很多血泪的记忆。
蒲松龄怀念明朝
别的不表，就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别看是说鬼说狐的，可骨子里都透着“反清复明”的味道。你看看他写的小故事《三朝元老》，对大明的叛徒洪承畴就极尽讽刺挖苦的笔调。蒲老师出生在明朝，但却是在康熙朝成人的，他永不放弃地考着康熙朝代的功名，内心深处却永不放弃地保留着对前明的怀念，他在写清兵的暴行时，委婉地说是“北兵”，笔下那股恨意却深入骨髓。
在他小玄子治下的帝国，老百姓像蒲松龄那样在心里不给朝廷留席位的又有多少呢?这一直是清朝皇帝的心病，这块心病一直到辛亥革命，宣统退位才放下。
康熙在遗诏里高调提到这个问题，他用很高分贝的声音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祖”。自古以来，得天下的途径最合法的，莫过于我们大清帝国。谁说你不正了?干吗强调自己很“正”呢?声音越大，心里越虚。
康熙又解释了他们祖先的动机，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夺取明朝的江山，皇太极前辈口口声声说：“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这话在当时有没有说过?是个谜案。说自己不想做，为什么又做了呢?是因为形势强过人，“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明朝内乱了，崩盘了，老百姓没了主，哭着闹着要我们去接手，“臣民相率来迎”，面对盛情，实在没办法推脱了，也没必要客气了，咱们应广大明朝老百姓的要求，带兵入关接盘，“入承大统”。可见康熙的清朝合法论的基石就是：不是我们主动来的，是你们广大臣民欢迎我们来的，反正是你们自个找的。康熙此次遗诏打的是民意牌。
其实真相已经不是很重要，而是定论怎样才很重要。康熙的使命不是澄清历史事实，而是再做一次定论，将主权和治理权的合法性再强调一遍。即将卸任或者将去世的领导，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是很关键的，它关系到后续工作的合法性，表明这个政权对历史问题立场的一贯性，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当下的态度，也就是对以后的态度。
康熙就是对自己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再做一次阐述，可能了无新意，但是很重要很必要很紧要，这些问题不怕老生常谈。
再强调完合法性之后，文件里忽然莫名其妙来了一句：“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耆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表面上是要借鉴梁武帝治理江山不谨慎，结果被兵变推翻下台的教训，然而，可能暗示康熙的心里隐藏着一股焦虑，担心自己的治下以后会出问题。
担心亲人的安全
梁武帝萧衍一生犯了很多的错，但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活得太长了，老人家活到86岁，本来是件好事，却赶上兵变，什么倒霉事都赶上了，最后被囚禁台城，饭都吃不上一口，胃火上升，口中苦，呵呵地几声，就命绝了。如果设想，他老人家要是活个85岁就走人了，岂不是福寿双全?何必赶上这一趟?早个几年就是哀荣备至，晚几年死得如同一只动物。
康熙离开人世时还不到70岁，他隐隐感觉到很多问题很棘手，可能越酿越麻烦，再活长一点，就让自己给赶上了，所以，这个时候翘辫子，倒是挺合适的。
所以他感叹道：“见今俱各安全”，看到亲人们个个都安然无恙，他就放心走了。他又说，等他走后，没什么大要求，就是大家要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也不交代什么长远发展规划，仅仅要求一个平安，他心底的焦虑跃然纸上。
这个忧虑，可能还是源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挥之不去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圣祖一个人能解决的。他的儿子四阿哥雍正也忧虑着，还写了《大义觉迷录》絮絮叨叨强调自己的合法。
结语：对历史的唠叨，除了茶余饭后，有时候意义不大，康熙来了也好，去了也罢，他已经只是一个遗迹，一颗历史星空中已经白矮化的恒星。这颗曾经的恒星，对于我们这些小职员来说，他的光芒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应该在于他勤奋的品质，因为，毕竟当老板也好，做职员也好，在华尔街当经理也好，在门头沟筛沙子也好，勤奋是每个人所不能少的。
下面摘抄康熙关于勤奋的几句话：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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